五凉史学在十六国史学中，不仅上承汉魏西晋史学发展之余绪，下启北朝史学之兴盛，史家众多，史著颇丰，且以其独具的风貌，给后世史学以重要影响。本文拟就此略述愚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
    五凉史学，是在十六国时期中原干戈扰攘，战乱不息，百姓流移的情况下，于“秩序安定，经济丰饶”①的河西地区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地方史学。探讨五凉史学的发展状况，必须了解其史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特定的社会环境及文化学术发展状况，兹就这一问题略述浅见于下：
    一、五凉立国的河西地区，僻处边陲，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又当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要道。自两汉以来，经历代政府积极开拓经营，经济得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有了显著进步，至西晋末年，凉州经张氏治理后，“既是中州士人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②，一时间“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③。由于大批士子涌入河西，出现了“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的局面④。至张骏时，前凉“境内渐平”、“刑清国富”、“士马强盛”⑤。张重华继位后，虽受后赵侵逼，曾一度攻陷金城，凉州震动。但在击退后赵侵犯的同时，在境内“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⑥，使前凉政权步入鼎盛时期。
    后凉立国后，境内叛离相继，局势动荡，在发展河西经济方面无所建树，但其承前凉经济发展之余惠，物质基础较为雄厚。苻坚败后，其将王穆曾说：“吕光粮丰城固，甲兵精锐”⑦；而当境内郭黁叛乱时，吕光致杨轨书中又称：“今中仓积粟数百千万”⑧。虽不无夸大，亦见其粮丰势强。南凉政权亦能在屡兴军旅之际，“务农桑，修邻好”⑨，或“置晋人于诸郡，劝课农桑”⑩。由于重视农业，使粮贮充裕，以致在与北凉交兵中，能“运谷四万石以给西郡”（11）。西凉政权在迁都酒泉后，“敦劝稼穑”，“五谷丰登，百姓乐业”（12）。北凉政权亦极重视减轻百姓徭役，鼓励农业生产。迁都姑臧时，即下令说：“戎车屡动，干戈未戢，农失三时之业，百姓户不粒食。可蠲省百徭，专功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13）。由于措施得当，使农业生产在连年兵燹中有所发展。当北魏太武帝进军河西，目睹姑臧的繁荣景象，粮贮充裕，足够十万大军多年食用时，遂有“天下丧乱，凉州独全”之慨。
    总之，五凉时期的河西经济，虽时遭破坏，但各个政权能因地域之宜，乘攻伐之隙，使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日见繁荣、呈现出“桑葚甜甘，鸱鸮革响，乳酪养性，人无妒心”的富裕和睦景象（14）。所有这些，为五凉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五凉政权除后凉外，大都重视教育事业，设立学校，延请博学硕儒讲学，培养人才。前凉张轨时，即“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15）；至张骏时，更“立辟雍、明堂以行礼”（16），选派官吏主管教育事业；张重华时，又征隐士祁嘉为儒林祭酒，于姑臧授业，“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17）。由于前凉政权积极兴办学校，促进了州郡办学的热潮，使境内重教兴学之风大兴，姑臧、敦煌遂成为前凉教育兴盛之地。五凉学者多籍隶敦煌，此其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前凉政权重视教育事业，促成了境内教育事业兴盛的情况。如张祚在位时，敦煌郭瑀东游张掖，师事“明究群经，特善史书”的郭荷，此后隐居临松薤谷，“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18）。
    南凉秃发氏，最初致力于征战拓土，奖用武士，不大重视教育事业。后采纳史暠“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的建议，积极办学，“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19）。至傉檀时，又延纳后凉、后秦文士为己所用，使境内尊师重教之风依然兴盛。当后秦姚兴欲吞灭南凉，遣其尚书韦宗窥其虚实时，韦宗仅以“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化未穨，凭山河之固，未可图也”回报（20），足见南凉兴学之举，影响已传诸境外。
    西凉自立国之初，极重视教育事业，并于敦煌“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就学（21）。迁都酒泉后，依然重视教育事业，征隐居酒泉讲学、“弟子受业五百余人”的学者刘昞为儒林祭酒（22）。李暠亦于从政之暇，训戒诸子，潜心向学（23）。
    北凉沮渠蒙逊灭西凉后，优礼学者刘昞，“筑陆沉观于西苑，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24）。又以同郡索敞、阴兴为助教，协助刘昞传业。
    五凉政权由于重视教育，兴建学校，培育人才，促进了境内文化学术的发展，使僻处西陲的河西人才济济，学者云集，更为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五凉政权的统治者，不论衣冠华族，或氐胡杰豪，都能实行“右文”政策，招致中原硕学讲业凉土，传播学术文化；又延用士人，随才授职，厚加礼遇，作为自己的股肱谋主，为其政权服务。张轨为凉州刺史后，即“以宋配、阴充、汜瑗、阴澹为股肱谋主”（25）。张重华时，破格提拔“兼资文武，明识兵略”的谢艾为中坚将军，击退后赵进攻，保卫了凉州的安宁（26）。南凉秃发乌孤徙治乐都之初，招纳四方文士量才授职。“以杨轨为宾客。金石生、石连珍，四夷之豪隽；阴训、郭倖，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麴承明、郭黄、郭奋、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27）。西凉李暠定业敦煌之初，即广延博学之士，予以重用，“博通经史，诸子群言，莫不综览”的宋繇，李暠倍加亲任，“历位通显”。沮渠蒙逊灭西凉后，即拜宋繇为“尚书吏部郎，委以铨衡之任”，说：“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又于临终托孤，极致恩信（28）。“以敦煌张穆博涉经史，才藻清赡，擢拜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29）。博涉经史的西凉李暠与北凉沮渠蒙逊，都留意经籍，或亲自校理，或尽委硕学刊定。李暠“好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30）。阚骃于北凉，曾与“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31）。由于五凉政权右文兴学，使中州避居河西的学者，父子相承，传其世业，凉州宿读、硕儒，聚徒讲学，传授儒业。敦煌宋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者三千余人”（32）。刘昞承郭瑀师传，成为河右硕儒，他的弟子索敞、阴兴等又承其师传，讲学凉士，遂使汉魏西晋之学术，在河西延续发展。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五凉政权又都重视史学，其学者亦多博涉经史，善属文，故能在从政之暇，致力于研史著述，使其史学在宽舒活跃的环境中得到发展。
    除上述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自东汉以来，经学逐渐衰微，史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形成一门独立学科。魏晋以降，不仅设官修史，亦放宽了对私家著史的禁令，使史学地位日益提高，私家著史之风大兴。五凉政权建立后，在河西传业的宿读硕儒刘昞、阚骃等，致力于史学，撰录著述，开创了五凉史学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