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48年间，高本汉的几位弟子请求他开设一门汉学研究书目课程。他勉强答应，不过仅仅给出一些西方汉学研究者的名字，他把这些名字高声念给大家：“沙畹！是的，沙畹是一个伟大的学者！读他！莱比锡的August Conrady！很棒！读他！伯希和，仔细地读他，不要忽略他的脚注，它常常比正文更加重要！你们在图书馆会找到他们的著作的！”于是我们就去图书馆找来这些学者的著作细加研读。
    汉学研究初期阶段与现在的不同，其实不仅仅表现在研究主旨和方法的指导上。高本汉在1913年寄自巴黎的一封信中抱怨说，因为在巴黎找不到一本研究必需的文献资料，因此可能需要启程去伦敦或者莱顿图书馆里寻访这本书。我不知道后来他是否真的为这本书去了伦敦和莱顿，但是我知道，假如他找到了这本书，他还必须亲手抄写一份，因为当时并没有复印工具。对我们这一代学者来说，很难想象，没有便利的馆际互借对于早期研究者们意味着多大的困难，更不用说缺乏公开出版的目录、索引、大汉和辞典一类的大型辞书、数据库、复印机、传真机、互联网和电子邮件。但是，尽管没有这些现代工具，沙畹、伯希和以及他们许多天才的弟子都在各自广阔的学术领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学者的成就引发一个问题：“现在巨人们都到哪儿去了？”
    汉语方言学
    也许可以说，汉语方言的现代研究是从高本汉的博士论文开始的。这篇论文后来作为高本汉四卷本《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一册出版，并由中国学者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译为中文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
    1929年，赵元任先生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献部主任，史语所是蔡元培等人于1928年所创建的中央研究院重要的组成部分。赵元任不久开始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汉语方言调查，其目的是描述汉语各大方言的语音结构，同时对汉语方言词汇和语法结构进行了初步考察。就我所知，这次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仅仅公开出版了一本专著，主要是关于湖北省的方言，大量未发表的资料仍然存放在台北史语所的档案馆里。
    1939年，赵元任应邀任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耶鲁是当时美国汉学界语言研究的中心，并有一个非正式的语言学家俱乐部，其中有天才的语言学者如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和萨丕尔（Edward Sapir）等。
    在上半个世纪里，中西方学者已经调查研究了大量的汉语方言，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致力于语音结构的分析，而方言语法研究领域基本上仍是一片空白。毫无疑问，一部有深度的方言语法研究著作将会推进我们对语法历史演变的理解。我在这一领域的贡献是1961年发表的题为《四川方言造句结构的限制形式》的论文，这也许可以看作我本人有代表性的微薄成果吧。
    在此，我想强调一点，方言语法的特点有时是从文学作品中发现的。巴金的三部曲《家》、《春》、《秋》分别出版于1933年、1938年和1940年，我们发现，尽管小说的叙述语言是用当时的国语写成，但小说中的对话包含了许多标准西南官话的语法特点，例如成都话。这些类似的特点都有待于深入研究，无论它们在哪里出现。
    汉语语音学和音韵学
    在汉语语言研究领域中，历史语音学和音韵学已经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在一部中途辍笔的未完成著作中，高本汉先生依据大量的资料构拟了中古和上古汉语语音。他用现代汉语方言、公元6世纪晚期的文学语言、公元601年出版的韵书《切韵》以及宋代出现的一些韵图等作为资料，构拟了中古汉语语音；在构拟上古语音时，他使用的材料包括周代早期和中期的文学语言--主要是借助于公元前1000年出现的诗集《诗经》中的押韵，以及谐声字也就是含有同一个声符的字。高本汉的研究从清代的伟大音韵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受益匪浅，例如江永（1681－1762）和他的弟子戴震（1724－1777），清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和他的儿子王引之（1766－1834）以及江有诰（1773－1851），他们对《诗经》韵部的分类成为高本汉和其他语言学者深入研究的重要起点。
    上古语音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由段玉裁取得的，他认为共有一个声符的谐声字可以构成一个音系，归属于《诗经》的同一个韵部。这意味着《诗经》语言的语音结构和那些谐声字的潜在创造是一样的。这条规则当然也有例外，暗示着一些谐声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更早的语音阶段，也应当注意到，另一些谐声字的产生晚至公元前480－前221年的战国时期。
    高本汉先生对上古汉语语音和中古汉语语音的构拟，在他的《古汉语字典重订本》（1957）中可以清楚地看到。Tor Ulving根据高本汉的构拟重新编写为一本非常有用的书：《上古和中古汉语字典：根据高本汉古汉语字典音序排列》。
    应当注意到，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一册是1915年问世的，一年以后，索绪尔的遗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四册也是最后一册于1926年出版，比布龙菲尔德的先锋性著作《语言论》（1933）要早7年。高本汉是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传统的学校中接受教育的，因此，一辈子对结构语言学不感兴趣。这也非常自然地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不少研究结果被后来使用音位分析方法的学者批评和修正--代表人物是赵元任，集中在他发表于1941年第5期《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的重要论文《古汉语的特性》中。
    许多学者，包括中国、日本和西方人，上半个世纪在汉语历史语音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董同龢、李方桂、罗常培、李荣、周法高、周祖谟；桥本万太郎；Paul K.Benedict, Nicholas Bodman，Andre Haudricourt，Sergej Yakhontov，Jerry Norman，Edwin Pulleyblank，Soren Egerod，Hugh Stimson白一平（William H.Baxter）。
    在白一平的著作《古汉语手册》中，他列出了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详细构拟，这一构拟比此前的所有分析都更为中肯。白一平的构拟有的跟此前的分析大相径庭，这也正说明了在这一问题上要达成一致认识的巨大困难。
    在过去，学者们都注意到《说文解字》（公元121年）中小篆的谐声现象，并广泛用作周代早期语音构拟的材料。由于20世纪古文字学的发展，许多金文文字--跟后来的小篆形态大不相同--都已经得到认定和分析，毫无疑问，古文字学界和历史音韵学界学者之间的进一步紧密合作将会取得重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