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它促进了改革精神的觉醒。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每一次对外抵抗的失败，都强烈地刺激先进的中国人，促使中华民族精神的进一步觉醒。甲午战败给中华大地带来新一轮的冲击波，上自光绪皇帝，下至普通民众，无不强烈地意识到严重的民族危机。普遍的危机意识为积蓄已久的“求变”、“求新”观念的出台，提供了适宜的条件。甲午战后，维新变法思想迅猛发展，只短短三年，便发展为戊戌百日维新政治改革运动。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维新之萌孽，自中日战争产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戊戌变法的领袖们，都是直接受甲午战败的刺激而走上政治舞台的。在他们的周围和身后，是大批要求变法的举人、士大夫。甲午之前，只有少数上层知识分子主张变法，并且局限在“中体西用”、“师夷长技”的范围内。到甲午战后，以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改良派迅速崛起，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政治制度，走君主立宪的道路。“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有人甚至主张效法美法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实现民主共和，以图振兴中华。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才使人们意识到，必须对祖宗传下来的典章制度、纲常礼教进行有近代性质的改造和重构，中国才有自存自立的希望。此时中华民族精神觉醒，主要表现在民族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
    再次，它促进了革命精神的觉醒。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块醒目的界碑，标志着民族危机意识、救亡图存意识、民主共和意识的积聚和彰显。从民族主义出发，先进的中国人突破了“忠君报国”的传统观念，投身于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辛亥革命把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结合起来，揭示出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两大主题。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为反对外来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却没有冲破君主政体这个藩篱。孙中山破天荒地举起了推翻君主专制政权的旗帜，认为“非推翻专制，彻底改革，无以拯救祖国于危亡”，主张在中国必须实行民主革命。孙中山把反对外来侵略同反对本国的反动统治结合起来，把争取民族独立与实现民主自由统一起来，指明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辛亥革命的领袖们认识到：要救国必须革命，明确提出推翻皇权、平均地权、建立民国、振兴中华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他们一面歌颂历史上民族英雄们的民族气节，以鼓舞当前的斗争；一面又明确指出国家不是君主的私产，一姓王朝的灭亡不等于国家和民族的灭亡，愚昧的忠君观念不是爱国而是害国。邹容在《革命军》中以青年人特有的激情歌颂革命、歌颂共和，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在青年学生及新军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辛亥革命作为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标志性成果是从改良救国转向革命救国。这是中华民族精神近代觉醒的一次飞跃。这一觉醒所释放出的能量，把自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民族民主运动推向高潮，在中国进行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
    最后，它促进了启蒙精神的觉醒。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启蒙精神近代觉醒的集中展现，它高扬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内容的启蒙精神，为中国社会发展迈入现代提供了精神动力。在这场运动中，新文化的倡导者明确地提出了民主的口号，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在思想上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个性解放。李大钊号召青年要彻底解放自己的思想，“冲破过去历史之罗网，破除陈旧学说之囹圄”，担负起“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的责任。提倡民主必然要高扬科学，科学是反对迷信盲从、反对偶像崇拜、高扬理性的最有力的武器。五四运动作为反帝爱国的救亡运动，给新文化的启蒙思想拓展了空间广度，赋予民主和科学以新的历史意义，使反帝、爱国、民主、科学融为一体。五四的启蒙精神的觉醒与救亡图强是统一的。一方面，启蒙思想家鞭策国民劣根性，启迪国民认识自己落后和面临的生存危机，唤起人们的救亡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以启蒙为手段，探寻救亡之道。他们深知，近代中国的民族生存是第一位的，只有救亡问题基本解决了，现代化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五四启蒙精神的觉醒就直接与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相联系，直接反映了救亡的要求和民族的希望。在五四时期，救亡仍然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启蒙只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手段，是服务服从于救亡的。
    由上述，我的看法是：不能把“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也不能用《辞海》的“民族主义”释义看待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以中华民族为主语的新的社会思潮。这是一种健全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