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对于中、西史学的比较，可以选取各种不同的视角来进行。本文主要以历史哲学作为史学走向近代化的一个界标，并以欧洲史坛作为史学近代化的一个参照系，来谈谈我国传统史学的成就、困境和出路问题。
    （一）
    大致说来，自从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这两颗史学明星殒落之后，自从公元前2世纪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着《史记》行世以来，一直迄于16～17世纪，两千多年间，中国一直独执世界史坛之牛耳。
    以史学的萌生而言，我国的《尚书》记言而兼记事，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史书，而且，西周时各封国设史官已经蔚然成风。从公元前481年起， 我国就有了明确的纪年，萌发了依年纪事的编年史。至迟在前481年，就已经有了编年史名着《春秋》。而欧洲，要到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在古希腊的爱奥尼亚才出现一些用散文写作的历史“纪事家”，着名的《希波战争史》也比《春秋》迟了四、五十年。
    以通史的创设而言，中国始于西汉前期司马迁（前145～？）的《史记》， 西方始于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李维（前59～公元17）的《罗马史》。前后相差一个世纪。
    以史书数量而言，流传到清代乾隆年间的史书，仅据《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所列，即达2036部，合计38264卷。黑格尔（1770～1831）说“中国‘历史作家’之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①虽然另有言外之意，但中国史籍之浩翰宏富，的确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抗衡。
    以史书体裁而言，古代西方史书主要有事件史、人物传记和编年史三大类，中国史书则除了约略可以与之对应的纪事本末体、纪传体、编年体之外，还有典志体、史评体、史考体、学案体、实录体、方志体等十多种。其中的纪传体又内含纪、传、表、志诸体，尤为了不起的创造。
    以史书规模而言，我国二十四史中颇有一些煌煌巨着，如《新唐书》225卷，《宋史》496卷。典章制度史方面，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凡348卷，也是大手笔。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上起战国初期之三家分晋，下迄五代末期之周世宗征淮南，记事的时间跨度长达1362年。而且，司马光又以《资治通鉴》为中心，先后编写了《历年图》5卷（《通鉴》的年表兼写作提纲）、《通鉴释例》1卷（凡例兼导言）、《通鉴考异》30卷（注释兼材料补编）、《通鉴目录》30卷（索引兼内容提要）、《通鉴举要历》80卷、《通鉴节文》60卷（简编本、缩写本）加上南宋袁枢（1131～1205）的《通鉴纪事本末》（改编本、类钞本），它们联为一体，自成系统，互相阐发，彼此补充，其体制之恢宏，可谓独步于世界传统史学之林，整个欧洲的中世纪史学都不敢望其项背。
    以史学地位而言，欧洲学人一般只把历史看作启人心智的知识，中国的史家则通常都视历史为民族血脉所系，即使国可亡而史亦不可亡。历代统治者都把修史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历史与政治，与文化，与人生，几至浑然一体。
    即以对史学的总结、自省和反思而言，我国在封建时代也是走在前列的。早在南朝时期，在5、6世纪之交，刘勰（约465～约532）《文心雕龙》中就有一篇《史传》，专门总结史书写作章法。唐代刘知几（661～721）的《史通》，更是一部史学评论名着，内容涉及史官源流、史书体裁、史籍优劣、史学方法、史家修养、史料范围和鉴别等回题，写得洋洋洒洒，才气横溢。这些都比西方要早几百年。
    倘若只选择诸如此类的观测点，我们当然还可以连篇累牍地再列举出不少我国旧史学的诸如此类的令人叹服的优点和长处。不过，如果我们跳出传统文化视野，而换用一种世界的和现代的尺度，来审度我国数千年的传统史学，就不能不看到这个史学传统中很有一些令人担忧的致命伤。我这里主要指的是历史哲学。历史学若无有力的历史哲学作指导，作核心，就成了没有灵魂的死的历史学。
    （二）
    那末，什么是历史哲学？自从法国着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创立这个概念以来，它的内涵是逐渐在变化的；同一时期，各家的理解也不一致。这里采用目前比较通行的看法，暂作如下定义：历史哲学乃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历史观，也就是对人类历史进程以及关于它的历史认识的反思。此中值得格外留意的，是“系统化理论化”和“反思”这两个概念。
    强调“系统化理论化”，是因为每个历史学家毫无例外都有他一定的历史观，任何标榜客观、直笔、实录的历史着作，其实都难免或者说都需要一个理论框架。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②为什么？因为孔子修订《春秋》并非纯客观的有闻必录，不是所谓“中性观察”的流水账。它是有褒有贬的，在记事的褒贬是非中，就体现出作者本人的历史观。西方史学也是如此。希罗多德写《希波战争史》，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自由、对权利平等的歌颂，对克洛苏斯、大流士等专制君王的抨击，全书还流露出浓厚的国家兴亡、人事成败皆有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这也就鲜明地表达了希氏的历史观。然而，这样一些自发性的、散在性的、寄寓性的历史观，不是历史哲学。无论《春秋》、《史记》还是《希波战争史》，都是纪实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史书。我们强调历史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历史观，正是要划清历史哲学与各种具体的纪实性史学的界线。
    强调“反思”，也是要突出哲学的特质。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身为对象的思考。在黑格尔的哲学着作中，已经把“反思”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来论述。一个世纪后，英国的一位新黑格尔主义者柯林武德（1889～1943），成为西方现代派史学的开山鼻祖。他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提出一个中心论点：“哲学是反思的”。他认为，“进行哲学思考的头脑决不是简单地思考一个对象而已；当它思考任何一个对象时，他同时总是思考着它自身对那个对象的思想。”③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就是建立在这个中心点上。他的理论有建树，也有局限，这里不能详加评析。但他用“反思”即所谓“第二级思维”来界说哲学和历史哲学，我以为还是合适的。以今天的眼光看，历史哲学必须对历史与历史学，主要就是对历史演变的规律问题和历史知识的性质问题，作出系统化理论化的回答。历史哲学在它发展的前期，主要关心上半个问题，本世纪以来则逐渐侧重于下半个问题的探讨。这是符合认识发展梯次的。我国古代由于史学的早熟，很早就出现了品评史思、阐述史法的着作，其中以前面提到的《史通》最为着称。《史通》说来也是一种对旧史学的“反思”之作，但它主要局限在史籍编纂学的范围，从总体上看，刘知几对历史学的反思，并非建基于、结合于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反思。因此，虽然《史通》在它产生的那个时代，是全世界历史学的骄傲，但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它的学术视野是狭窄的。它不是历史哲学的专着，而是历史工艺学的专着。
    以系统化理论化和反思为尺度，在漫长的古代，不仅中国没有历史哲学，西方也没有。这不是偶然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的诞生，不仅取决于历史学自身的发展水准，而且有赖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水准。
    要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进行反思，必得以历史本身的世界化为前提。吴于廑教授认为，15、16世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在此之前，亚欧大陆有两个世界：一是农耕世界，一是游牧世界。它们以巴尔喀阡山、高加索山、兴都库什山、昆仑山、阴山、燕山、兴安岭一线为界，南农北牧，平行并列。它们之间虽也存在有限的经济文化的和平交往，甚至发生过多次游牧世界向农耕世界的大迁徒和大征战，但交往、征战的结果，是更多的游牧民族融汇进农耕世界之中，东西方彼此闭塞、新旧大陆互相隔绝的状况依然持续着。直到15～16世纪，形势才为之一变。在亚欧大陆的西端，率先由农本转向重商，由封建制转向资本主义，开发起了对相对变化迟滞的农耕体系国家的持续冲击，从莱茵河以东的欧洲到北非西亚中业的穆斯林世界，以及印度、东南亚、中国和日本，到处都感觉到来自西方的挑战。随着新航路的开辟，随着此后数百年间这种世界性的矛盾与适应、冲击与溶汇、经济变迁与文化交流，各国之间的民族隔绝日益消失，原先相对孤立闭塞的世界逐渐联为一体。④人类“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⑤这就是说，从15～16世纪开始，人类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于是，反思整个世界人类历史进程的历史哲学，也就随之破土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