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17世纪，西欧人文主义史学大盛，史坛中的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思潮已经开始萌发，自古未有的史学界的伟大新变革，正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在积极酝酿。另一方面，中国史坛虽然还停留在封建史学的阶段，但由于传统史学树大根深，这时仍能推出一些名篇巨着。如《明史》，编修三次才成书，参预撰写的人员前后达2～3百人，历时95年，参考的原始资料有数万卷之多。这样的规模，是当时西方各国无法企及的。尤其是出现了疑古学派，如明中叶的胡应麟（1551～1602），着有《四部正讹》3卷；清初的姚际恒（1647～约1715），着有《古今伪书考》1卷，都已经初步具有鉴别史料的科学方法和批判旧史的犀利眼光了。
    如果不从一般描述性史籍的角度，而直接从历史哲学滥觞的角度来考察，我们注意到，16世纪后半期法国波丹（1530～1596）发表了《理解历史的方法》一文，认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认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并把其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东方各民族占优势的阶段，地中海沿岸诸国占优势的阶段，北欧诸国兴起的阶段。这是西方第一篇比较详备的历史理论着作，不过，它在当时只是个别的文化现象，还不能构成一种文化气候。而且，中国到17世纪，也已经出现了王夫之（1619～1692）《读通鉴论》这样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的专着了。《读通鉴论》30卷，附《叙论》4篇，是王氏晚年思想成熟期的作品，它的基本历史观念，大致可以归纳为进化论的历史发展观、天人并重的历史动力观、理势相成的历史规律观、功利主义的史学效用观四项。有趣的是，王夫之也把中国数千年古史分成三个阶段：夏商周三代以前，是“天下虽合而固未合”的阶段；自三代经春秋战国至隋唐五代，是“一合一离”的阶段；从宋朝灭亡到王夫之的时代，则是治时“中国有共主”，而乱时“中国并无一隅分据之主”的阶段。实际上，不仅波丹与王夫之，直到18、19世纪勃然兴起的西欧各国的历史哲学家，相当多人仍主张历史三大段划分法。
    当然，他们的历史分段的具体内容，是各不相同的。与波丹等人的历史哲学相比，王夫之至少有三大局限。其一，缺乏世界史的视野。王氏只谈中国历史演变的轨迹，而西方，就法国来说，15世纪初已有佛罗莎特（约1337～约1410）写成《英法诸国编年史》，主要记载百年战争的情况和有关各国的外交活动。17世纪前叶，更有道比涅（约1550～1630）的《世界通史》问世。故而夹在佛罗莎特与道比涅之间时波丹的历史哲学论文，也是泛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其二，缺乏理论化的逻辑体系。王氏之论，附丽于《通鉴》史事之上，就事论事，即事立论，没有独立的逻辑结构和明显的理论体系，或者说，他的历史哲学的内在理路，是隐藏在对具体史事的评论之中的。（中国传统的文评、诗评，也是如此作派。）这无疑大大减弱了他的着作的抽象化程度，减弱了反思的色彩，也不利于他的历史观朝高度理论化的思辩的方向发展。其三，缺乏近代型的文化背景。欧洲自16世纪后，相继发生尼德兰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文化日益高涨。而中国，当时有无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萌芽，迄今尚未定论。照流行的说法，是刚刚出现稀疏的萌芽，而且发展极其缓慢。总之，王夫之时代没有西欧那样的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没有那样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没有那样的数理科学（自然科学）成就，也没有那样的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潮。尤其是清初重建的极端专制的君主集权制，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王夫之的具有某些启蒙、民主色彩的历史哲学，不可能继续正常发育，不可能清除自身非哲学、非反思的杂质，建立起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一个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家，王夫之是后继无人的（便是他本人的书，也直到清代晚期才得以印行）。
    （三）
    如上所述，16～17世纪的中西史学已各呈异趣。不过，如果单单截至16～17世纪，恐怕还不能说中国传统史学已经落后于西方近代史学。不作具体分析，笼统地说16～17世纪西欧史学是资产阶级史学，因而必定大大超过同时代的中国封建史学，大约也算一种简单化、绝对化的贴标签式的“阶级分析”。
    当然，我们说16～17世纪中西史学各有千秋，是就当时的现状说的，而不是就当时的趋势说的。进入18世纪后，中、西史学愈加分道扬镳，愈加迥然异趣，而这正是16～17世纪中、西史学各自合乎内在逻辑的发展。
    18世纪中、西史学发展的不同风貌，具有多方面的内容，而最重要的差异，我以为乃是西欧历史哲学的兴起和中国考据方法的盛行，它们是一个世界性总变化的两个侧面。
    18世纪西欧的历史哲学，是一个光彩陆离的世界。1725年，意大利学者维柯（1668～1744）出版了一部五大卷的历史哲学巨着，后经修改，题为《新科学》。他虽然也讲神，也信宗教，但反对用神学观点解释历史。在他看来，不是神造人，而是人造神，人类各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有共同性基本原则的发展过程。这些基本原则，往往用“系定理”的概念来表述，把自然科学成就渗透到人文科学中来。书中指出，每个民族的历史，都要经过三个阶段：童年期实行神权政治，是神的时代；青年期实行贵族政治，是英雄时代；将年期实行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是人权时代。1784～1791年，德国思想家赫德尔（1744～1803）先后发表《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四册；主张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民族精神来考察各种历史文化的特征；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从头绪纷繁的历史事实中抽绎出人类社会演进的规律。还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诗的时代、散文时代和哲学时代等三个阶段。60岁的着名哲学大师康德（1724～1804）受他学生赫德尔此书的启发，也于1784年写成了《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宣称“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是一个抽象目的依照一定计划、一定规律的具体展开。并且，他深信人性的完美终究会在历史之中充分实现。康德把历史纳入一个富有辩证色彩的思辩体系，对黑格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法国的一大批思想家，如伏尔泰（1694～1778）、卢梭（1712～1778）、孔多塞（1743～1794）等人，也各自发表了关于历史哲学的见解，都认为历史过程是理性可以理解并被道德所准可的。这股历史哲学潮流，促进史学挣脱神学的藩篱，成为一门关于人类自身发展的学科。
    而在中国，18世纪史学的最高成就，是历史考据学。千百考据家们倾尽全力对旧史加以重修、辑佚、校注，还编写学术史，如全祖望（1705～1755）等人的《宋元学案》；编写历史地理，如胡谓（1633～1714）的《禹贡锥指》；编写古器物铭志学，如王昶（1725～1806）的《金石萃编》；等等。他们注重各种史料的搜辑、鉴定和整理，爬梳剔抉，去伪存真，颇有近代的科学研究之风。一些考据大家不以经、史圈囿自己，利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金石学、律历学方面的知识，对历史资料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考察、研究，也具有某种开拓学术视野的功绩。但从总体上看，18世纪的乾嘉史学重归纳，轻演绎；重材料，轻理论；重客体，轻主体、重实证，轻思辩；重微观考察，轻宏观综合，仍是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拓展。它虽造成中国一代文化大观，但放在整个世界文化大潮中，毕竟只是一股精细别致而未必适应总体格局的支流。可以代表19～20世纪史学之未来的，不是中国的乾嘉气象，而是欧洲的文化新潮。
    《说文解字》称：“史，记事者也。”诚如所言，中国的传统史学，是记事之学，档案之学，各朝的《实录》特别发达。因此，中国古代对史家的最高要求，是秉笔直书，以“如实”为第一要义。对社会现象的观察记录，就是史籍；对史料的蒐讨排比，就是史家。但是，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如同归纳主义、逻辑实证主义那样主张完全拒斥理论的先导是行不通的。要观察某一事物，首先有一个必须注意该事物哪些方面的问题，而这取决于观察者关心什么，取决于他的知识素养。观察总是要选择的，要选定对象，要确定任务，也就需要有预设的问题和观点。较大规模的观察，还要把对象分类，这又关系到分类的标准问题。这些都涉及理论框架。爱因斯坦说得好：“正是理论，坚定观察的内容！”自然科学如此，以繁复奇诡的人类生活为对象的历史学更是如此。缺乏历史哲学的总体统摄，单纯标榜如实、直笔，过于依赖直观的观察和记录，史学发展是行之不远的。在古代中西方都没有历史哲学的情况下，这个缺陷尚未明显暴露出来。一俟世界进入近代时期，历史学的近代化、现代化的任务已经提了出来，西方各国已先后产生、发展了自己的历史哲学，中国史学长执牛耳的传统地位便岌岌可危，甚而陷入困境。
    这里应当说明的是，中国传统史学并非纯粹只是史料的堆砌；中国古代历史学的发展，也有史观的演化、史体的沿革，但这些毕竟不能等同于大视角的转换和理论、方法各异千秋的史学流派大争鸣。中国古代史籍丰富、史家众多、史学连续性很强，这当然也是一大优点，但也不能以此掩饰它相对于近代西欧史坛显得比较沉闷、缺少活力的弊端。17～18世纪中、西史学冲突、渗透和较量的归宿如何，只能取决于19～20世纪世界史学实践的大格局，其中包括历史哲学在中国这一时段的命运究竟如何。稍可自慰者，当此20世纪临近收束之际，我们对于历史哲学健康发育成长的重要性，已经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更深切的领悟了。
    注释：
    ①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第161页，三联书店，1956。
    ②《孟子·滕文公（下）》
    ③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第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④参见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前言》，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人民出版社，1972。
    ⑥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