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在地区史研究中得到了有力的体现，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和博韦人》和勒胡瓦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它成了贯彻总体史研究的基础和样板。
    对于心态史（或者精神状态史），年鉴学派史家虽然说法不一，但对其重要性却取得了共识，它在70-80年代的兴盛把年鉴学派的史学范型推向顶点。勒胡瓦拉杜里的《1294-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和《罗马人的狂欢节》充分显示了心态史作品的风貌。
    心态史的繁荣有赖于历史人口学的发展，战后法国人口史是在J ·默伏瑞、古贝尔和L·亨利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而获得迅速发展的， 由于借助于电子计算机系统进行资料处理，至60年代达于大盛，不仅带动了新史学一系列领域的开创（如心态史），也推动了西欧诸国（如英国）历史人口学研究的发展。
    系列史是法国历史学家的一种独创，而且被菲雷认为是史学思想上的一次革命，影响遍及整个西方史学界。系列史是由计量史学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它与经济史家所运用的计量经济史有别。年鉴学派史家所说的系列史，重视长时段中的统计的系列与数据分析，这是他们所倡导的总体史观念的直接产物。 系列史的概念是由肖努夫妇在《1504-1650的塞维利亚和大西洋》一书中提出来的。
    战后法国史学领域的开拓与方法的革新，在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不少领域（如经济史和历史人口学）均领先于国际史学界，但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法国新史学行之有年也发生了流弊，对它的批判日益猛烈，张芝联指出年鉴派史学的主要缺点是：它把历史弄得支离破碎，所谓“全面的历史”，实际上提供的无异于一个“万花筒”，而不是一个整体，在各种历史现象之间看不出内在的有机联系；它虽然重视经济社会结构的研究，但往往只对这种结构作静态的分析与描绘，不注意质的变化；它鄙视政治史，忽视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在年鉴派史学的心目中，人完全成了消极被动的傀儡。〔9〕
    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一系列新的挑战，促使年鉴派史家对自己的史学思想进行反省，它以70年代出版的两部史学著作最为有名，那就是1974年，勒高夫与皮埃尔·诺拉主编的《研究历史》，1978年，勒高夫与夏蒂埃、勒韦尔合编《新史学》，两书互为补充，回顾总结，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去了解如何构建今天所需要的史学”〔10〕。
    由此，人们可以窥探到从年鉴学派到新史学派的演化轨迹，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70年代以来的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历史学家，继续奉行长时段理论，注重研究各种结构和变化缓慢的但长期起作用的事物。目前他们热衷研究的领域是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他们重视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更新，这是对年鉴史学新范型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完善和发展。但是，过去被前辈年鉴派史家忽视的政治史又得到了第三代年鉴派史家的青睐，而这些又反映了新一代历史学家与上一代之间的某些区别。
    时代在前进，随着年鉴学派的新陈代谢，年鉴学派的学派性在削弱、在淡化，对此第三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勒高夫指出：“我们的学派性越来越弱，我们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们又是一个运动，我希望它继续存在与发展。”〔11〕正是基于这一点，1978年勒高夫倾向用“新史学”来包容这一运动的所有历史研究实践，来概括以年鉴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当代法国的史学主流。
    四
    年鉴学派的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当代法国史学主潮，既有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动因，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历史学本身发展的动因。简言之，从法国史学传统来说，年鉴学派实际上是对18世纪伏尔泰学派的一种历史前进的回响，其间米细勒的史学、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直至亨利·贝尔的“历史综合论”，都影响过年鉴学派。年鉴学派的成长是深深地植根于法国的学术传统，即使它后来走向世界，成为国际知名的史学流派之后，也仍然保持着它的法国特色，从这一意义上说，“它始终保持一种独特的法国现象”〔12〕。换言之，它是地地道道的法国史学派。
    但是，年鉴学派又不仅是法国的，而且还是世界的，年鉴史学新范型是20世纪国际史学发展中最有意义、最受人们重视的史学派别，毫不夸张地说，年鉴学派是名符其实的世界性的学派，这也从一个方面验证了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这个论断。
    年鉴学派已走向世界，它的国际影响与日俱增。
    年鉴学派的影响首先扩散到欧洲诸国，在意大利，年鉴史学范型促使历史学家逐渐摆脱克罗齐的史学理论。在德国，年鉴学派的影响通过战后新一代史家的倡导而得到弘扬。在英国，从60年代起，剑桥学派的人口史家与年鉴学派紧密合作，运用计量方法从事历史人口学的研究。在前苏联与东欧诸国，也与年鉴学派史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年鉴学派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更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引起了当代史家如伊格尔斯、斯托雅诺维奇等人的高度评价，后者称年鉴学派为当今历史研究之“典范”，它“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20世纪任何国家里，没有一个学者团体能望其项背。”〔13〕布罗代尔的史学理论更是在美享有盛誉，1976年，纽约州立大学成立了“布罗代尔研究中心”，该中心主持人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布罗代尔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美国历史学家萨姆·金瑟指出：布罗代尔“是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历史学家”，又说：“如果授予历史学家诺贝尔奖的话，那么获奖者一定是布罗代尔。”〔14〕
    此外，年鉴学派相继在拉丁美洲诸国、亚洲诸国等发生影响。在我国新时期，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开始输入我国，在将近20年间，年鉴学派史学在我国史学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乃至发展成我国的西方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这或许是我国学者在新时期西方史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一个方面。〔15〕
    当然，年鉴学派是有缺陷的，前文业已指出，对它的批评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去评断这种批评所包含的正确程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批评本身正在不断地产生一种新的机制，它给年鉴学派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推动年鉴史学范型的不断完善与不断更新，年鉴学派将近70年的发展史，实现了对自古希腊史学西方传统史学的超越，终于使它成了当代国际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概言之，“他们为旧历史学转向新历史学开辟了道路。”〔16〕
    注释：
    〔1 〕中国旅法青年学者姚蒙在《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一书中，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具体考察了年鉴史学范型，很可参看，在此不赘。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二章，第二节。
    〔2〕（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著，何兆武、王燕生译：《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二，载《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第158页。
    〔3〕同上书，载《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第154页。
    〔4〕在我国新时期引进年鉴学派的历史著作中， 布罗代尔的作品可谓是最为齐全的了，他的三部代表作已出版或即将出版。《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已于199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法兰西的特性》已出“空间与历史”、“人和物”（上）两册，商务印书馆1994与1995年版。《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亦即将出版。
    〔5〕中文译本，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
    〔6〕姚蒙：《法国年鉴学派》，载何兆武、 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7页。
    〔7〕〔8〕张芝联：《弗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载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47页。
    〔9〕张芝联：《历史学与社会学》， 载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86-187页。
    〔10〕勒高夫等主编：《研究历史》一书，前言中语，转见勒高夫等主编，姚蒙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1〕姚蒙：《“历史始终是人类社会在时间中的演进”--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采访记实》，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2 期。
    〔12〕（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著，何兆武、 王燕生译：《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二），前引书，第159 页。
    〔13〕（美）斯托雅诺维奇：《法国史学方法：年鉴派范型》，美国伊大卡1976年版，第235页。
    〔14〕见亨特：《年鉴范型盛衰史》，《当代史杂志》1986年4 月号。
    〔15〕参见张广智：《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16〕（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