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的史学，是以考据为特色的。从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阎若璩等学者开始，注重对经书和其他典籍的考据。到乾嘉时期，考据学风靡学界，成了学术研究的主要方面乃至目的。当时的史学家以考据治史，不言近世，但攻古代，利用广博的辅助知识为古史订伪文、正谬误、补遗阙，形成史学上很有特色的派别--乾嘉历史考据学派。
    对于乾嘉史风的历史渊源，许多学者都作出过解释。过去的学者多半认为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造成了考据学的畸形发展，因而产生了乾嘉史学的考据风气。近年来不少同志又进一步探讨，注意到学术本身发展的趋势。本文就乾嘉史风的经学渊源进行分析，以一孔之见求正于专家学者。
    （一）经学大盛，直接推动了历史考据学的发展
    经学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对史学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经史本同源，但“经以载道，史以翼经”，史是从属于经的。魏晋以前，史书只是经书的一部分。魏晋时期，由于史书数量增加，史书才作为单独的门类，在目录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史学并没有摆脱经学的影响。史学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是近代的事。因此，清代的经学必然要渗透到史学中来：
    清代乾嘉经学是一种考据学。它由宋代理学发展演绎而来。宋儒学复兴时，心性之学是最新颖最突出的一环，但同时也重视经典文献整理。南宋以后，经典整理论为次要，以讲求义理为主。明代王阳明“心学”盛行，空谈义理的风气占住了经学的主流，流弊极多。于是，人们又回过头来依据经典判断义理的是非是否符合圣贤的本意。明末的许多学者提出要取证于经典。这样，经学就由义理转到经典研究方面（当然，这是仅从学术本身的发展趋势而言）。入清后，学者展开了两项工作：一是全面整理儒家经典，一是找出儒学中重要观念的原始意义。这样，儒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所谓“经学大盛”。
    经学的这种风气，渗透到史学中，从三个方面推动了历史考据学的发展。
    第一、治史态度。经学主张客观研究，反对空言义理，影响到史学，就是述而不作，主张求实考证。
    经学家攻击王学清谈误国，因此他们自己从实实在在的经典着手，寓思于学，以博学的经典考证来阐发儒家义理的确切含义，以示正统。而许多史学家如钱大昕、王鸣盛等都精通史学，他们治史与治经态度一致；且经史没有严格分科，经学风气必然要渗透到史学中。经学家治经不重发明经义而重文字之训诂校勘，史学家治史不从事写史而醉心于古史之考订辨证，以求得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史家注重的不是成一家之言，而是寓善恶、垂训鉴于历史真实之中。如乾嘉三大家之一的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就曾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多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多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这表明了他对学问的谨慎求真的心态。这也是当时史家治史的普遍心理。
    第二、治史方法。治经的方法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考史方法。
    考据作为一种治史的基本方法，并不是自清朝才有的。魏蜀时谯周著《古史考》，晋司马彪作《竹书纪年》，均属考据之作。唐代注史之风甚炽，如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开考史之风。宋时考据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洪迈的《容斋随笔》都发展了考据方法，为乾嘉史风打下了基础。但是，乾嘉考据方法并非仅仅依靠史学方法自身的积累，而乾嘉史风的形成，方法的发展至关重要。只有出现了被学者们认可的较精密的方法，使广大史家，无论智愚，都能运用它取得一定的成绩，才能形成普遍考史的风气。这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是归结于经学渊源。
    从学术演变史上我们知道，真正开清乾嘉考据学先河的是明中叶以后的学者，如梅鷟、胡应麟辨伪书，焦竑、陈第研究文字、考订古音，方以智考订俗语和官制；这些学者的考据成果和方法，直接开启了清初的经世实证之风。而这些实际上都是针对经学而言的。经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的继承发展，到乾嘉时期形成富于科学精神的实证法，并推广使用蔚然成风。由于清代许多史家兼通经学，他们往往以治经的方法治史，正统经学家治经着重文字训诂，反对主观武断发明经义，以小学为工具，进行校勘，以究典制名物。这种方法运用到史学上，就是以正史作经，究版本，校文字，阐释字句、洞察事迹，考据天文、地理、职官、名物等问题。于是，变宋明人褒贬论断的方法为侧重客观的了解。钱大昕、王鸣盛都是得时第一流的经学家，都用治经方法治史。钱氏倡言“经史非二家”，王氏则说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大同，“何以言之？经以明道，而求诸道者不必空执义理而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议论以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考其事迹之实，亦亦是也。故曰同也。”（《十七史商榷序》），这种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的治经方法用到治史上，促进了历史考据学的发展。
    第三，治史内容，由于经学与史学的同源关系，经学与古代史有许多相关之处。经学家为了解决经学中的义理问题，常常要借助史学，要进行古史考证。因此，经学的需要，促进了历史考据学的发达。不但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属于史学，许多经学家治经实际上亦是考史。象惠栋的《易汉学》辑一代学说，张惠言的《周易虞氏》明一师家法，于经义没有发明，只是区分畛域，可以让学者了解此时代此经师之学的情况。三礼方面的考证，尤属古史制度的考证。诸儒反复研究，或著通例（如江永《仪礼释例》），或为总图（如张惠言《仪礼图》）或为重图（戴震《考工记图》），或专释一事（如沈彤《周官禄田考》），或博考诸制（如程瑶田《通艺录》之类），都是在对古代仪礼进行考证。而这些考证却也都是围绕经学进行的古史考证可见，经学不但从态度、方法上影响了历史考据，且经学本身也要求进行历史考证，由此促进了历史考据学派的形成。
    以上就经学对史学的渗透，说明了乾嘉史风的经学渊源。但乾嘉史风之所以走上全面考据，也不仅因为经学的渗透，还跟史学本身的一些理论有关。而这，仍然与经学的影响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