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封建政治的干涉，以经学为媒介折向史学，使乾嘉史家走上考据的道路
    前面两部分从学术方面说明了经学对乾嘉史风的影响。但是任何学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的，都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尤其是作为封建社会指导思想的经学，是受封建政治左右的。经学从宋学转入汉学，固然有经学本身发展的缘故，但政治的作用仍是不可低估。稍一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同样是考据之学，明清之际的考据与乾嘉之际的考据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变化可以说是政治的作用。政治的这种作用，以经学为媒介，影响了史学。这也是乾嘉史风的渊源之一。
    明末理学的发展从义理转到经典方面来，明清之际的政治动荡加速了经学从空到实的转变。本来，学者们对心性之学的流弊已经开始批评。满族入主中原，愈加刺激了国民的自觉。一批缅怀故明的学者痛定思痛，认为明朝之亡的大耻大辱，乃是明心见性的空谈的结果。最具有代表性的言论是顾炎武的一段话：“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已辞其末。……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顾氏所言代表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观点。因此，清初的学者抛弃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
    但是，清朝的学术并没有沿着经世致用的道路发展，而仅仅是走向了考据。其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
     第一、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剥夺了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自由。
    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取代了明政权对全国的统治，但这种统治是极不稳固的。顺治头八十年，除闽粤桂滇大部分始终奉明正朔外，其余各地扰乱不已。作为文化中心的江浙等省，从清渡江以后不断反抗。到康熙即位时，云南荡平，郑成功逃到台湾，征服事业才算告一段落。但不久又有三藩之乱，扰攘十年方才平息。到1684年稳定了政权。
    在征服过程中，满清政权对汉族知识分子防范甚严，实行的基本上是一种文化高压政策。顺治年间的科场案、文字狱都是摧残知识分子的。康熙年间的湖州庄氏史案，使一时名士如潘柽章、吴炎等七十多人同时遇难。雍正帝则四处密派侦探，闹得人人战慄，对知识分子极尽威吓之能事，罗织查嗣庭、吕留良之狱。乾隆时期，文化高压政策变本加厉，乾隆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不能放手信用，知识分子也不得过问政事。在这种文网森严的情况下，没有经世致用的自由，开口便触忌，允许发展的学术孔道中还保留有考据学尚能吸引知识分子去安身立命。
    另外，社会日趋安定，缺乏如明清之际激发经世致用的刺激，也使学术朝着离现实相对较远的考据学发展。
    就这方面因素而言，经学与史学都是直接受到封建政治的干涉的，封建文化政策限制史学义理的发挥。但经学作为官方哲学，必然要把更多的政治作用折向史学。
    第二，清朝确立了汉学作为官方哲学，因而把整个学术界导向了全面整理和总结的阶段。
    清朝入关之初，提倡程朱理学。但由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心性之学积弊极多，民间反宋学之风日盛，不少经学家标出汉学名目与之对抗。江南学者钱谦益发展了“以汉人为宗主”的经学主张，进而把经学与史学结合起来，高唱“六经之中皆有史”。顾炎武提出“理学，经学也”的主张、关中学者李颙倡言“道学即儒学也，非于儒学之外别有所谓道也。”一时南北学者此倡彼和学以经世的学术思潮遭到清延压制以后，理学向经学发展（实际上即经学田阐发义理到经典考证）的学术趋势大大加强了。对于这种变化，清统治者给予了及时的承认。清圣祖通过与儒臣的论学，接受了“道学即在经学中”的主张，并明确诏示天下：“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确立了经学（即汉学）作为官方哲学的地位。于是清廷以御纂诸经日讲解义及官编图书等形式把学术界导向了全面整理和总结的阶段。史学在经学的影响下，在学术的总潮流里，部分地走上了考据的道路，最终形成了乾嘉史风。
    综上所述，乾嘉史风的形成与经学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清朝政府限制学术自但却提倡经学，由此带动历史考据的发展；经学的变迁，启发了史学的自我调整；而乾嘉经学大盛，则直接推动了乾嘉史学的发展。可见，乾嘉史风的形成，与它的经学渊源分不开。但这不等于否定其它方面的因素。笔者只是把经学方面的因素加以探讨，以期有助于对乾嘉史风研究的多方面的铺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