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学风气的变化，促成了史学的反思，使乾嘉史学趋向考据
    我国史学虽然源远流长，但并没有明显的师承脉胳。古代史学中能称为流派的，大约只有浙东史学和乾嘉史学、乾嘉史学主要是修补鉴别史料，考釐史籍的编著，考订历代史书记载的真伪异同等，这种史学风气的形成，是史学自觉的结果。而史学的这种自觉，又与经学的变迁有着内在的联系。
    我国史学以事为主，所谓“史者叙事者也”。但也并不仅流于事文始末。事实之外，还讲究史义。史学的发展沿着事与义双轨进行。从史实方面看，是考据方法的日益发展，对史实考订愈来愈精，史书信实度越来越高。从史义方面看，是义理的阐发，它与现实密切相关。从理论上看，两者相一致，事实真与义理明才能经世借鉴；但事实上并不总能做到平衡，有轻有重，交替发展，同时向纵深处开拓，最终达到即有史之可信性又有义之可行性的高度结合。从这个角度上看，乾嘉史学正处在重史实的阶段。
    清代史学上承宋代史学而发展。我国史学发展到宋代，曾又形成一个高潮，宋代的历史环境，促成了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态度。士大夫们紧紧抓住史学这个经世致用的工具，从历史的教训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经验。这时史学队伍空前壮大，史书数量尤多，不但有当代史，且有古代史，表明了史家对现实的思考。象欧阳修、司马光、朱熹等人不仅是史学家，更是政治家。他们的史书贯穿了孔子“治史以治世”的精神。宋代的史论也比较发达，所占比重比以前大大增加。不但《资治通鉴》的“臣光曰”借史发表政治见解，《新五代史》掺入了大量的有关宋代政治、儒家伦理的议论，更有范祖禹的《唐鉴》、孙甫的《唐史论断》等专门史论的出现。史义发挥得较充分，也体现了史学的经世致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弊病，主要是对史实考订的不严谨和史料的不全面。除了司马光、李心传、袁枢等人对史实考订较严谨外，大多数的史家都只重视褒贬大义、不重视史实本身，如范祖禹、孙甫等过份地考虑史书的作用，以《春秋》义理来统帅史书的褒贬，以政论为主要目的来取舍资料，不重视史实考证。元明史学式微，谈不上有很大成就。因此，宋代史学的弊病入清以后才引起了重视，遭到了批评。四库全书提要《史部总叙》曰：“宋明人皆好议论……其中是非颠倒，颇亦熒听。”评《新五代史》“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严谨，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还有其他史书也受到不重视史实的批评。
    在批评宋史家的同时，清史家进一步强调史的可信，强调实事求是，反对任情褒贬。钱大昕云：“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名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唐书直笔新例”）。基于这样一种看法，他对《春秋》笔法又作了新解释：“《春秋》褒善贬恶之书也。其褒贬奈何？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矣。”（《潜研堂文集》卷二“春秋论”）。王鸣盛也说：“大抵作史者宜直叙其事，不必弄文法，读史者宜详考其实，不必凭意见、发议论。”对春秋笔法则直接反对。“春秋书法，去圣久永，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解，惟考其事实可耳。……究之是非于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因弄笔，反令事实不明，岂不两失之？”（《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六“昭哀二纪独详”）。
    从以上议论可以看出宋清史学之间的承变关系。宋史家多重史义，清史家多重史实。清史家对宋史家的批评、对史的真实的强调，可以说是史学的一种自觉。据事直书原本是我国史学的一种传统，但它在史学发展中往往遭到干扰或冲击。史学发展到清朝，在创造了重大成绩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弊病，如驰聘议论、颠倒是非等，已成积重难返之势。因此，重新强调史实也是应有的自觉。另外，从史书本身看，也存在许多问题。史籍绵延不断地流传下来，在辗转相传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不少亡失残缺，颠倒讹误，真假错乱；年代久远也使旧有的字形音义艰涩难解，使人无法卒读，这些都给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也必须进行全面整理。两方面的因素推动乾嘉学者从事考据的志趣和追求。
    乾嘉学者的言论也表明了他们从事考据是有理性自觉的。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说：“以予之识暗才懦，碌碌无可自见，猥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庶几启道后人，则予怀可以稍自慰矣。”说明他从事考史，是为了方便后学者。同样，钱大昕作《廿二史考异》，也是为了去古史之非，成史籍之美，嘉惠后学，他在《廿二史考异序》中说：“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见其美，拾遗规过，非为龄{K1D101.JPG}前人，实以开导后学。”可见，乾嘉史家从事考据是基于对以往史学反思的结果，是出于史应当纪实，对以往的史书进行整理求得历史的真面目以利于后学者进行研究的信念。
    对于乾嘉史家的这种理性萌动，不少学者也曾从史学本身的发展趋势作过探讨，这当然无可置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史学的这种自觉，与经学的变迁有没有关系呢？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史风转变之明显莫过于宋清之际，宋史学重史义，清史学重史实，而且清史家对宋史家进行了较为强烈的批评。有趣的是，经学的变迁亦是如此，宋代经学重心性义理，好阐发，清代经学重文字训诂，好考证。史学的变化与经学的变化几乎是同步的，其间有一定的联系。
    如前文所说，清代经学是宋代理学的演绎发展。顾炎武主张经学即理学，治音韵为通经之钥，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所以救世。乾嘉考证之学，由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工夫治经，以治经工夫明道。戴东原说：“宋之陆、明之陈，废讲习讨论之学，假所谓尊德性美其名。然舍夫道问学，则恶可命之尊德性乎？”又说：“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惠栋则提倡“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并批评宋儒“舍经而空凭胸臆”来空发义理。经学家的这种言论，与清史家对宋代史风的批评及史学主张有着内在联系。经学家反对空发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家反对任情褒贬、驰聘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遵循的是相同的法则，他们的思维模式是一样的。这与其说是相互影响的结果，不如说是经学影响史学的结果。因为经学的师承关系、学派繁衍、学风转变均非常明显，而史学发展趋势中史家之间的承递不如经学直接。而且，中国古代的封建政治左右了经学，是不易之史实；其作用又以经学为媒介折向史学，同样是不易之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