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衡派的史学思想既实现了由实证主义史学向新史学的转换，他们提出了关于中国史发展的总体构想，即倡言史学双轨：普及与提高并重。学衡派认为，依据世界潮流，可预测将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必呈双轨并进的态势：“一方以简略之史识，普及于最大多数之人类，以其成‘为人’之常识；一方由少数之专家，从事于分析精深之研究，以充实史料而辨正旧失”。所谓普及，就是宣传中国历史，包括向国人尤其是青年宣传国史和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所谓提高，就是促进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学衡派看来，普及国史最重要的途径是编写中国通史。与断代史相较，它可以更加完整和清晰地展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从而助益人们通古今之变。同时，他们的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是以为时至20世纪30年代，时代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展已经为史学家们准备了必要的主客条件，以编写新的中国通史。张荫麟说：“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学衡派对于中国通史的编写曾作过一系列探讨。概括起来讲，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编写中国通史的指导原则。学衡派主要强调了以下的几个原则：
    （一）“明吾民独造之真际”。即须排除所谓的“中国人种西来”说，明确中国历史文化的起源是中国民族独立创造的。自晚清以来，由于西方学者倡言，所谓的“中国人种西来”说风行一时，时至20世纪30、40年代仍称述不衰。学衡派认为，这无非是“欧西文化帝国主义之谰言，欲举我国文化而附庸之也”。而许多学者信以为真，趋之若鹜，以至于“垂为定论，甚至形之著述，纂入课本”（注：郑鹤声：《应当如何从历史教学上发扬中华民族之精神》，《教与学》第1卷第4期。），自损民族的自信力，天下盲从之悲剧，以此为甚。他们起而力斥其非。缪凤林不仅在《史学杂志》、《学衡》、《东方杂志》先后分别发表了《中国民族由来论》、《中国民族西来辩》、《中国史前之遗存》诸文，且在自己的《中国通史纲要》中辟专章再行论列。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第一章“中国人种的起源”，开宗明义也在于力排“中国人种西来”的谬说。众所周知，后来新中国考古的发展业已证明了学衡派观点的正确性。（二）弘扬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学衡派认为，新史学的重点在民族而非个人，这就决定了国史的撰写必须着眼于整个的民族。而近百年来中国民族外患频仍，现在日寇入侵，其命运更是危险到了万分。中国民族能否免于灭亡，寻找一条生路，关键在于此一片散沙似的国民能否恢复自己固有的民族精神，团结成坚强的民族，同渡难关。所谓提倡民族主义，就是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此当为撰写通史的一个重要原则。缪凤林说，国史的基本目标，“亦即为如何从讲习国史，以唤醒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振起中华民族精神，恢复中华民族堕失的力量。达到结合国人成一坚固的民族之目的，以挽救当前危局，使中华民族永远存在而已。”（注：《中学国史教学目标论》，《国风》第7卷第4期。）
    （三）正确表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增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学衡派强调，复兴民族意识是对的，但是必须明确，这里所讲的民族是指中华民族即“大民族主义”，而非是指汉族即“小民族主义”。一些外人常以中国人、满人、蒙人、藏人对称，固然是居心不良；而某些国人提倡民族意识，却突出以汉族为中心的小民族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也是有害的。国人应当懂得，“其所谓唤醒本国民族运动，自指整个中华民族而言；其所谓培养自信自觉发扬光大，则指整个中华民族之团结，而促进民族之自信力而言，以国内对国外立论也”。故国史编撰及其教学的旨趣，“当弃以汉族为中心之小民族主义，而提倡整个中华民族之大民族主义，俾全国人民逐渐养成大一统之观感，共同其利害之关系。如是则金瓯虽缺，意识犹定，纵形式或灭亡分裂，而精神则永久团结一致，长其抵抗，失土未始不可以恢复”（注：郑鹤声：《历史教学旨趣之改造·小引》，正中书局1935年版。）。反之，则亲者痛仇者快，祸且不可言矣。郑鹤声撰有《应如何从历史教学上发扬中华民族之精神》长文，对此阐述尤为系统。郑鹤声主张，对于历史上朝代的变更及各族间的冲突，均应视为室内操戈阋墙之争，如今之直皖之战，奉直之争而已。所以，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叙述，应有所选择，主要当突出民族间相互融合的事实，以明造成今日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和表彰唐太宗一类注意发展各民族间和睦关系的“广义的积极的民族英雄”，而于相反的事实和“狭义的消极的民族英雄”，则可置而不论。张荫麟也明确指出，必须“摒弃大汉族主义一套的理论”，即与传统的大汉族主义决裂（注：吴晗：《记张荫麟》，1946年12月13日天津《大公报》。）。时至20世纪30年代，不少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在自己的著作中依然流露出大汉族主义的情绪。学衡派上述具体观点的表述未必精当，但是他们提出关于在通史编撰和教学中要正确表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摒弃大汉族主义以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的原则主张，不仅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而且在今天也仍然是必须遵循的正确原则。
    （四）既要突出古代的光荣史，也要突出近代的屈辱史，以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力和自觉心。学衡派以为，归根结底，国史编撰与教学的最终目的应在于宣传民族精神，“而不为颓丧民族精神之刺激”。因是之故，中国民族古代的光荣史，诸如汉唐的统一盛世以及蒙恬败匈奴、张骞通西域、苏武不辱使命、郑和下西洋等的历代伟大人物及其业绩，固当浓墨重彩，予以突出宣传；近百年中华民族备受列强侵略、丧权辱国的屈辱史，也“自当详加阐述”。因为“说明近世中国民族受列强侵略之经过，则激发学生之民族精神，并唤醒其在中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注：陈训慈：《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史学杂志》第1卷第1期。《中国通史纲要·自序》，钟山书局1932年版。）
    （五）忠于史实，以求信史。柳诒徵特别强调这是史德问题，也是编纂通史最基本的要求。其时有人倡言，学校教育既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历史教学也应当主要讲与民族、民权、民生相关的内容，以服膺“党义”。缪凤林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只能说三民主义植根于中国历史，这也正是国民所以能理解它的原因所在；但是，绝不能本末倒置，根据三民主义去剪裁中国历史：“言党义者，当奉历史为中心，不当削通史以就党义”（注：《中国通史纲要·自序》，钟山书局1932年版。）。这依陆惟昭的话说，就是研究理解历史，须“以人类社会为标准，不以特殊阶级为标准”。“要用真实的学者精神研究历史，不以作史为手段”（注：《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史地学报》第1卷第3期。）。学衡派的此种主张，不仅符合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而且在其时能如此直言不讳，更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