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关于编写通史的方法论问题。于此，学衡派的见解更显具体：
    其一，“认中国历史为世界史之一部分”。
    柳诒徵认为，中国史“殆不过世界史中之一部域，一阶程，吾人正不容以往史自囿”（注： 《中国文化史·弁言》，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陈训慈则谓须了解“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之关系”（注：《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史学杂志》第1卷第1期。）。他们都是在强调应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但表述得最具体的是陆惟昭。他指出，中国本为世界列国之一，其与世界的关系犹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中国史固当具世界眼光”，重视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发生的相互关系。这自然并不是意味着要将世界事实牵强附会到中国，“乃是将世界眼光，观察国史”；也并不是意味着要以世界历史去规范中国历史，“乃是把中国历史，加入世界历史”。譬如，元代的西征和玄奘取经，无疑是关乎欧亚国际之大交涉与中印文化融合的重大历史事件，但因当时的史家只有中国眼光而缺乏世界的眼光，故于如此重要的史实却记载甚略，今日已觉非常可憾。由是可知，“则以中国史为世界史之一部分，乃是编中国史正当方法，也即是今后必趋之方向”（注：陆惟昭：《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
    其二，“削笔标准”及其史事的组织。
    历史浩繁，史家著述不能不有所取舍。缪凤林等人讲，著史应能论其大而忽其细，执简驭繁，以表现历史演进构成之真相。这大略也代表了其时新史家的一般见解，但不免失之于笼统。张荫麟是学衡派史学家中善于作理论思辩的学者。他认为，无论史家自觉与否，他们事实上是依据五种标准，取舍史事：一是“新异性的标准”。史事除了具有时空的特殊性外，还有内容的特殊性，后者即为史事的“新异性”。史事的重要性与其自身的“新异性”成正比。这里有几种情况：（1 ）史事于当时富有“新异性”，其后类似者迭出，后起者的“新异性”递减，而作始者的“新异性”却并不减；（2）相类者若甚少， 则后起者仍不失其“新异性”；（3）“新异性”是相对于一定的历史范围而定；（4）“新异性”相对于我们的历史知识而言。因某些先例未被认知，其后起者的“新异性”自高，此种情况将随着人们历史知识的增进而改变；（5）“新异性”所代表的社会范围有不同， 故不仅要注意社会局部的“新异”，尤当注意社会全部的“新异”。二是“实效的标准”，即要看史事影响于人群苦乐的大小。三是“文化价值的标准”，即真与美的价值。以“新异性”为准，灼见与妄诞的思想，精粹与恶劣的作品，有同等的“新异性”。由于哲学上真的判断与文学艺术上美的判断，尚无定论，“故在此方面通史家容有见仁见智之殊”，且文化价值的观念既随时代而改变，此标准自然也是变动不居的。四是“训诲功用的标准”。即得失成败的鉴戒与道德的评价。旧史家大抵依此标准，但是“近代史家的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彻底做到”。在通史里，这个标准当予以放弃，这不是因为历史不具备训诲的功能，也不是因为它不值得注意，而是因为它不是通史的任务，当归于其他的学科。如，战争的成败当归于军事学，人物得失教训当归于社会心理学中的“领袖学”的范围。五是“现状渊源的标准”，即以与现实关系密切者为重要。近代史家每以详近略远为标准，但这不可一概而论。“历史的线索，有断而复续的；历史的潮流，有隐而复显的。随着社会当前的使命、问题和困难的改变，久被遗忘的史迹每因其与现状的切合而复活于人们的心中”。张荫麟强调，以上除第四条外，史家编纂通史当自觉和严格地合并加以采用。
    张荫麟概括的上述五种“削笔标准”，确为史家尤其是新史家所实际应用，因而合符实际，具有合理性。他强调的所谓“新异性”，实指史事所具有的反映历史划阶段发展的意义。故他说：“我们的理想是要显出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和每一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秦、汉、隋、唐、宋、元、明、清都曾统一过中国，但是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的创始者，故其“新异性”较后起者为大；同样的道理，张骞“凿通西域”和毕升发明活字印刷，自然也都具有极重要的“新异性”。张荫麟强调尤其当注意“社会全部的新异性”，无疑是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所谓“实效的标准”和“现状的标准”，强调了注重史事对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影响。而他在谈到“文化价值的标准”时，注意到了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是随着时代的变动而变动的，则表现了可贵的辩证思维。张荫麟断言编纂通史必须放弃“训诲的标准”，也许有失精当，且与其“文化价值的标准”说也不无矛盾；但是，从总体上看，他所概括的五种削笔标准和主张自觉和严格的加以综合运用（训诲标准除外），具有很强的学术指导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他关于“对文化价值无深刻的认识的人不宜写通史”，“知古不知今的人不能写通史”的见解，更是十分深刻的。
    张荫麟的见解并未止于此。他进一步指出，在依标准选择了史事后，尚须借助四个范畴才能将之统贯成一个有组织的系统。这就是：因果的范畴；定向的发展范畴；演化的发展范畴；矛盾的发展范畴。因果的范畴不必说，所谓定向的发展，是指一种变化的过程。其诸阶段互相适应，而循一定的方向；所谓演化的发展，也是一种变化的过程，但其诸阶段中任何两个连续的阶段皆相近似，而其作始的阶段与其将毕的阶段则绝殊；所谓矛盾的发展，同样也是一种变化的过程，但是，“肇于一不稳定组织体，其内部包含矛盾的两个元素，随着组织体的生长，它们间的矛盾日深日显。最后这个组织体的内部的冲突绽破而转成一新的组织体，旧时的矛盾的元素经改变而消纳于新的组织中”（注：《中国史纲·自序》，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科学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张荫麟说，演化的发展与定向的发展，矛盾的发展与定向的发展，分别可以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惟有演化的发展与矛盾的发展则是两种不同的事情。他所谓的定向的发展实指发展的“共性”，而演化与矛盾的发展则是其“殊性”，即分别指渐进的发展与突变。张荫麟将史事的组织仅仅归结为上述四种范畴的统贯是否科学并不重要；重要在于，他看到了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包含渐变与突变相统一的过程，因而主张须藉此去理解和统贯史事，这与一般史家只强调因果范畴不同，它合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表现了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具有宏富的内涵，是值得重视的。张荫麟的上述思辩，使学衡派关于通史方法论的见解顿生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