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国至秦、汉，《国语》、《大戴礼记》及杨朱、墨子等学派的言论，“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于是造成对上古史的说法矛盾混乱、荒远无徵。司马迁则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他整齐百家杂语，“考信于六艺”，叙述历史断从黄帝起，删掉“其言不雅驯”。司马迁明确不从伏羲、神农讲起，他摒弃了战国时人的一些附会说法。
    （三）从三国谯周《古史考》、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至燧人、包犧”。以后的河图、洛书、《皇王大纪》等，则甚至“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崔述称之为：“邪说波词杂陈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注：以上均见《考信录提要下》，《补上古考信录提要》。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仔细研究崔述这些论点，可以明白：第一，他所清理的古史体系分为三段：“三代”是可信的阶段；尧、舜或上溯到黄帝，是比较可信的传说阶段；再往上，则后人附会更甚，更加荒诞不可徵信。切切不可认为是确实存在的历史，否则便上了附会妄造者的当。第二，旧的古史体系的造成，越到战国以后，离儒家经典越远，附会越多，杜撰越厉害。
    崔述这一番仔细深入的整理、考辨工作，对于探索可信的古史体系，无疑是有很大贡献的。我们对照顾颉刚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中的要点：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就可以确信，顾氏的古史辨伪学说的基本观点，正是崔述《考信录提要》中主要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古史辨派”学术思潮的兴起，其根乃深深扎在传统学术的土壤之中。无怪乎顾颉刚在形成自己的古史辨伪思想过程中，曾一再地表明他是自觉地继续崔述所做的工作。顾氏于1921年开始校点《崔东壁遗书》后，即在致友人信中说：“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顾氏又表示他决心发扬崔述的治史方法，认为“他把难的地方已经做过一番功夫，教我们知道各种传说所由始了，由此加功，正是不难。”（注：《论史例书》，《古史辩》第1册。）至1926年初《古史辩》第一册出版时， 顾颉刚又在《自序》中坦诚地承认：“我弄了儿时的辨伪工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辩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宏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崔述著作在百年中的遭遇足以发人深思。崔述的学说，不惟在他生前不被人知，在他卒后长达百年时间也消沉无闻。这是因为，当时的风尚，除了讲理学、求科举外，在考据范围内，则是讲求如何恪守汉儒的经注。而崔述所做的，却是要推翻战国以后经传、笺注对古史的附会与假托，这对当时读书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崔述生前在给友人信中曾感慨说，当地除有一二人看过他的著作外，别人“非惟不复称之，抑且莫肯观之”。崔述逝世前，《考信录》已经完成，但因穷困而无法刊行，在他卒后8年之中， 才由他的学生陈履和在浙江东阳费尽了心力才陆续刊刻出来。此后，中国重视崔述学说的只有张维屏一人，在《国朝诗人徵略二编》中对崔述“每事必究其原，每书必核其实”加以称许，但未引起回音。在整个十九世纪中，崔述的著作一直无人知晓。到了本世纪初情形迥然而异，日本学者那珂通世读到《东壁遗书》而大为赞赏，他将全书校订标点，于1903年列入日本史学会丛书出版。又撰写《考信录解题》一文，在日本《史学杂志》发表，给以高度评价。此后，经过中国学者刘师培，将这些信息传递到国内，至1920年，遂引起顾颉刚及胡适、钱玄同、洪业等人极大的研究兴趣。从崔述到顾颉刚这一段曲折的学术历程恰好说明：崔述学说作为传统学术中具有近代因素的一种成果，只有等到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近代化正式展开之后，才会引起像顾颉刚这样的学者的重视，加以利用、改造，继续其古史考辨的工作。
    二“五四”时期中西学术交融出现高潮的产物
    “古史辨派”的兴起，又是“五四”时期西方新思想迅猛传入，中西学术交融出现高潮的产物。
    1916年至1920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本科学习，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蓬勃兴起的年代。思想解放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形成了时代的狂飚。而从学术观点言，五四时期正是西方科学理论和方法强劲传入的时期，因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近代化达到新阶段。在此之前，以1840年为标志，中国史学已经出现了反映救亡图强的时代要求和开始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以此划分为近代史学的起点，但那时还谈不到吸收和运用西方新学理。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以进化论传播为中心内容，是西方近代学理第一次集中的输入，其直接影响，为梁启超《新史学》和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撰成，以此标志着史学近代化的正式展开。至此五四前后，西方新思潮新学理的输入已推进到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阶段。有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学成归国，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蔡元培、钱玄同、胡适等人即是其中最为出色者，他们原本学有根抵，眼光敏锐，将西方新的学说和科学方法带回中国，并针对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病根，发动了一场声势巨大的思想革命，西方学理的传播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二十世纪中西学术交融由此达到了新的飞跃。
    历史的机缘恰恰把顾颉刚置身于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思想、学术潮流的中心地。就在北大这个五四运动的大本营，他的古史辨伪学说迅速的孕育、成长。当时，他直接处在几位传播新思想、新学术的出色人物影响之下，他们是：任北大校长、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开创新风气的蔡元培，主编《新青年》并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以西方学理治中国哲学史、勇于“截断众流”的胡适，激烈地批判旧传统的钱玄同，发起创办《新潮》杂志、与《新青年》相呼应、大力鼓动新思潮的傅斯年。前四位都是顾的师长，傅斯年则是同住一室、经常切磋学问的好友。
    顾颉刚本来具有对新思想、新知识感觉敏锐并接受的特点，现在，处在时代风气熏陶和新思潮鼓荡之下，对于接受新学理，运用它来研究中国学问的认识，迅速达到难能可贵的高度。突出表现在他为《新潮》撰写的《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注：此文系1919年顾颉刚为《新潮》“思想问题专号”而作，因这一期专号未能出刊，故当时未发表。后于1984年发表于《中国哲学》第11辑。）一文，表明他十分敏锐和准确地把握住中西学术交融这一时代主题，并以此作为自己治学的方向。他以亲身的观察感受概括出深刻的道理：近代学术的成就固然是由学习外国所得，但同时也是对传统学术有选择地继承、发展的结果：“吾从前以为近三十年的中国思想界是易旧为新时期，是用欧变华时期。但现在看来，实不尽然”。“在三十年中，新有的东西固然是对于外国来的文化比较吸引而后成的，但是在中国原有的学问上--‘朴学’、‘史学’、‘经济’、‘今文学’--的趋势看来，也是向这方向走去。”并强调说，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运动，中国原有的学问，即“朴学”、“今文学”等等，亦包含着新的因素，“假使中国从前的学问不是如此，则欧化进来以后，精神上的迎拒、事实上的表见，决不与今日相同是可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