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对战后世界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种史学力量，一是现当代的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另一是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两股力量的冲突与交汇及其所激起的回响，是当代国际史学颇为令人瞩目的一种文化景观。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大体指的是西方各主要国家（以英法为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展，苏东剧变前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败得失需要我们重新进行总结与思考，但这需要时间，故本文未予论列。
    一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自此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亦同步产生。马克思主义史学自问世以来，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挑战，对它的发展也带来了很深刻的影响。如果用概括的语言点明这两者关系的话，那就是从对抗走向对话。
    从对抗走向对话这一发展趋势至战后尤甚。在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还很弱小，直到1913年，英国历史学家古奇在初版本的史学史名著《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中，甚至连马克思的名字都还没有提到。二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伊格尔斯在他所著的《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中，把当今正在经历着巨大变化的世界史学归纳为法则论的、阐释学的和辩证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方面，他主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导论》中，也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列为“以重要的方式指出了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可能方向”的史学潮流之一。巴勒克拉夫指出：“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1〕
    我们在这里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例，来说明当代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对话，并可以看到前者对后者的深刻影响。从整体上看，年鉴学派不能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他们的一些代表人物也从不以此自居，但他们从不讳言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所受到的巨大影响，他们的许多言论表明他们服膺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用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的话来说，“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完美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蓄的一部分了。”该学派第二代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更深入地研读过马克思的原著，他确认正是马克思首先从长时段出发，构建了真正的社会模式，这是他本人从中获益的一种最经久的成果。在年鉴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之一雅克·勒高夫看来，“在很多方面（如在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虽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即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不能说明历史现实不同层次间的复杂关系，但这里毕竟揭示了代表新史学一个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把经济因素当作解释历史的首要因素，把心态列入上层建筑的范畴，并将历史看作是按照单纯演进模式直线发展的；而新史学则认为，心态虽然不是历史因果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在新史学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新史学强调历史经验的差异性和历史研究途径的多重性，所有这些问题都表明，新史学可能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2〕勒高夫的上述这段话， 一方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年鉴学派的多方面的直接影响，平心而论，当代西方史学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是得益于（或借鉴于）并落后于马克思主义的，勒高夫的言论反映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史学（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之间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这说明他们两者之间有融合，有渗透，但也有分歧，有矛盾。不管怎样，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史学之间的对话却是昭然若揭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之间通过对话，反过来后者对前者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当代法国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所表述的许多新见，可以很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事实越来越证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史学之间的对话，似乎也应当以互补与反馈为前提，以两者所认同的对历史可以进行科学的分析为基础，否则这种对话找不到共同点，于双方都无补益，无法沟通，岂不成了“聋子的对话”。
    必须指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别。论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国家只是一个学派，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不是指导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不是作为世界观来考虑的，它不是直接地和政治联系起来的。我们国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含义，和譬如说法国人在法国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一样的。”〔3〕是的， 当代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如在法国和英国），不仅同我们国家作为指导性和具有世界观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而且同这些国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亦有别。如当代以E.P.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20世纪前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完全一样了。
    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向，在史学思想与方法等方面发生了变化。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不再局限于革命斗争史和工人运动史，而涉及到广泛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新社会史的研究，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心态史的研究，都是昔日西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鲜有问津的领域。在方法上，也不再拘泥于单一的阶级分析方法，而趋向于多元，尤其在促使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沟通与交融方面，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不落后于西方新史学家的。崇尚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同新史学派一样，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种时尚，一种新的研究取向。
    以上这些变化，深刻地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审视和反思，对当代世界出现的许多新的情况，也作出了新的思考与诠释。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新的条件下不断丰富、不断发展，这与那种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僵化的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是相悖的。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战后之所以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既与时代的变革、与西方新史学所发生的变化相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变化。随着斯大林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受到批判以后，西方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浪潮。“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力图沿着这一轨迹行进。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新的探索，有成就，也有失误，但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众多的西方史学派别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对于他们的史学业绩，我们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并借鉴和吸取其有价值的思想成果。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各主要国家都取得了不少进展，我们以法国和英国为例来展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