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其历史渊源， 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英国的学术生涯，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立了学术传统。本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学家，他们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团体，莫尔顿写的《人民英国史》的出版，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成就。
    二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并成为当代西方与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并立的三大史学流派之一，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所体现的新趋向来看，它似应作为西方新史学潮流的一部分。当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保持着自身的特点，而与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有别，不管怎么说，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世界史学的一股史学潮流。
    战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组织扩大了，他们讨论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如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17世纪经济危机的性质、英国启蒙运动的主要特征和特点、英国劳工史等问题。1952年，《过去与现在》杂志的创刊，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其他进步史家的共同阵地，至今该刊已成为当今国际史学界的权威史学杂志之一。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并不是一个有固定成员的学术团体，他们包含多种学术观点、多种研究领域，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历史研究，按照E.P.汤普森的说法，“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是指这样一批历史学家，他们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按照威廉·莫里斯所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方法从事历史研究。”〔6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史家布赖恩·帕尔默曾这样评价这一史学流派：“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改变了人们对英国过去历史的看法。在长期以来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界，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理论框架，确立了它的合法地位，他们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能够产生丰富多采的经验性作品。他们的成果向国际历史学界展示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的威力。”〔7〕
    突出的一点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明确地提出了“自下向上看”的史学信条，注重研究下层人民的历史，这与西方传统史学中历来把政治事件与“精英人物”的历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是大相径庭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重视劳动者群体在历史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因而十分留意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及思想感情，并认为应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考察与解释历史，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创始人托尔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的任务和职责是记载人民群众的斗争，标榜他们的胜利，并从他们的失败中看到成功的因素。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不是通过贵族纤细的手而是通过劳动者粗糙的大手获得了文明。”在这些为英国历史学家注目的普通人群中，不仅有构成工业国家最庞大的群体工人阶级，而且有社会最底层的群众，如佣奴、流浪汉、乞丐、盗匪等，以期全面地反映历史发展的面貌。由此，它反映了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史学思想上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
    从学科角度而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也可称为新社会史学派。在这里，他们既大别于屈维廉在《英国社会史》中所确立的社会史传统；又相悖于剑桥学派的社会结构史的研究，他们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两个方面阐发了对新社会史的理解。但具体到各人，也不尽相同。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人：莫里斯·多布，以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史而闻名，著有《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等，正是这部著作引发了国际史学界长达30多年的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激烈争辩；克里斯托弗·希尔，以研究17世纪革命史而著称，写有《革命世纪》、《天翻地覆》等；罗德尼·希尔顿，以研究封建主义和农民战争史而著称，撰有《囚徒之释》等；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另有雷蒙德·威廉斯，以研究民主制度史而著称，写有《持久革命》等。在史家辈出的这一学派中，尤以汤普森与霍布斯鲍姆两人最为著名，对史学的贡献也最大。
    汤普森与霍布斯鲍姆乃至其他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有其相似的经历：他们都出生于本世纪的最初20几年内，曾在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就学，大多是或曾经是共产党员，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既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又深受英国经验主义艺术传统的熏陶。在1956-1957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转折的时期，汤普森退出了英共。他著作甚丰，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是一部开创史学新学派的奠基之作，在国际史学界享有盛誉。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叙述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情况（1780-1832年）。其书更着力于从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来分析问题，显示出了不同于从韦伯夫妇到哈蒙德夫妇英国劳工史研究传统的史学旨趣，因而常被人们称之为“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家”。
    汤普森确实是一个对传统史学的有力挑战者，他的许多观点，确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悖。在这部代表作中，他在许多方面作出了富有启示性的、富有他个性的理论创造与发挥，使他成了国际史学界近年来最广为人知又最有争议的人物。
    从汤普森所处的时代及其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著作的背景来看，作者深恶那种思想僵化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亦即斯大林式的经济决定论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他力图打破旧传统，突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设置的那些模式，为人们提供一幅更为完整的历史图景。他在这种探索中，其论未必样样精当，其言未必处处周详，在某些提法上也许确实走过了头。有道是矫枉过正，汤普森在寻求史学新途径、探索史学新方向时确有失误之处，这是毫不足怪的，只有那些拘泥本本、墨守陈规的人才不能理解这一点。但不管怎样，汤普森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与开创性的贡献，对战后西方新史学潮流的催发，对现当代世界史学进步的推动，其作用及其重要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
    霍布斯鲍姆与汤普森不同，他对新社会史作出了更多的深层的思考，并立意要建立总体性的社会的历史。在他看来，新社会史应当成为一门把各种分析与概念加以综合而熔于一炉的科学，亦即把历史研究的整个领域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领域，他的《资本时代》就颇能体现他自己所说的这种总体性的社会史的构想，大受国际史学界青睐。
    霍布斯鲍姆认为，新社会史还需要构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英国新社会史家那里，他们笔下的人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整个动态世界密切相联系且分属各个阶级与社会集团，也就是置于整个社会发展的背景中加以考察的具体的人。在“自下向上看”这一史学新思想的指引下，他们更关注的是普通人，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霍布斯鲍姆的名著《原始叛逆者》所写的是一些“社会盗匪”，尤能体现这一点。在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关系的问题上，他主张应视历史学为主体，而把其他社会科学的成果视为历史研究的配件。
    霍布斯鲍姆批判那种僵化地与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与“粗俗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他在新社会史的实践中，坚持与捍卫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学者评论，他是当代头号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他所做的工作可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相结合的典范。〔8〕在他身上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家所走过的道路， 那就是回到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这样一种行进轨迹。
    注释：
    〔1〕（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2〕J·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3〕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5页。
    〔4〕转引自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07页。
    〔5〕姚蒙：《法国年鉴学派》，载何兆武、 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8页。
    〔6〕E.P.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他》，伦敦1978年版， 第33页。
    〔7 〕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教授》，载《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
    〔8 〕詹姆斯·克罗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霍布斯鲍姆的贡献》，转见姜芃：《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载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前引书，第6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