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良好的基础，在战后得到了较为顺利的发展。在五、六十年代，法共组织了许多活动，在刊物中展开讨论，旨在推动史学的进步。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明现代社会的发展，分析这些发展所涉及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和学术理论问题。1979年设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设有法国社会、社会形成的历史演变、国际生活、社会解放和个人解放等6个部， 经常举行各种报告会和讨论会，定期出版《思想》、《历史学报》、《法国社会》、《国际研究》、《出路》5种杂志，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
    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是现代法国史学传统的研究领域，前人（如马迪厄、勒费弗尔等）对此作出了许多贡献。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领域。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到索布尔。
    索布尔是勒费弗尔和拉布鲁斯的学生，青年时代就投身人民阵线运动，并于193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58年他以《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的论文获得国家级博士学位，1967年任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教授，直至去世。他继承了从下层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传统，根据大量的文献深入探讨了巴黎下层平民的社会构成，论证了“无套裤汉”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索布尔通过分析城市下层平民运动，发展了关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史研究。
    自70年代中叶起，索布尔在对年鉴--新史学派的论战中，继续深化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菲雷与里歇合作撰著《法国大革命》一书，并在《年鉴》杂志上就这一专题发表系列论文，对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发展进程、结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之，在他们看来，大革命没有带来任何根本的变革，只是历史短时段中的一个偶然事件，一个美妙的神话而已。他们的观点反映了年鉴学派贬低政治和事件史的态度。对此，索布尔作出了有力的驳论。他指出，菲雷和里歇并没有正确理解资产阶级和城乡人民联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们所说的法国大革命是三种性质的革命（制宪会议的革命、城市平民革命和农民革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所谓革命“侧滑”（城市平民和农民相继而起）或失去控制也是无稽之谈，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联合下层群众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了更全面地阐释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索布尔写出了《法国革命史纲》、《革命前夜的法国》、《文明与法国革命》等著作，促进了法国大革命总体史研究的进展。
    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并由此显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向，在这方面作出卓越成就的是伏维尔。
    米歇尔·伏维尔是当代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论者称他为“当代最细致、最有想象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时对‘新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4〕在伏维尔看来， 史家不应局限于经济史和社会史，而应由此深入到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这是一种从“地窖到顶楼”式的发展；精神状态史并不是虚无缥渺的，而是社会的延续和更为精细的方面。他从社会的经济基础，人类的物质生活出发，综合考察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而揭示了人们的精神状态，他对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宗教信仰、对生与死的态度及价值观念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有影响的著作，其中以《巴洛克的虔诚与基督教运动：启蒙时期普罗旺斯人对死亡的态度》最为有名。这是一部很典型的精神状态史的作品，他以当时的遗嘱为材料，运用计量方法，从法国南部部分居民在17至18世纪的这一历史长时段内人们对死亡态度的变化中，说明了从18世纪60年代起，随着遗嘱内容的世俗化，人们精神状态所发生的变化。
    应当说，伏维尔对精神状态史的研究与年鉴--新史学派的一些研究心态史的著作并无不同，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新史学派史家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了，他们两者显然不是森严壁垒的两个敌对的阵营，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换言之，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可以列入新史学派的阵营内，而一些新史学家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刻影响（虽则这些人不能被列入马克思主义史家之列）。这两者交叉重叠的关系，反映了战后世界史学的深刻变化，从对抗走向对话，而在这种对话中，既存有歧异，又保持着某种认同。有论者甚至这样说，“事实上，法国当代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开放的潮流，它与各种史学潮流保持着对话与合作，因而在总体上，我们可将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看作新史学的一部分。”〔5〕
    在此顺便说及，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阵地实属不易，在新史学的挑战面前，一方面如何合理地吸收新史学中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又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理，这仍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特别是晚近以来，在东欧苏联政治变化、法共影响下降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暂时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要捍卫这块阵地，更是颇为艰辛，从而令人至为期盼的了。对法国之外的（如英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亦可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