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诰》与《康王之诰》皆为《尚书·周书》中之篇目，二者写作之背景、时间、内容、目的、作者根本不同，这在《尚书》中是非常清楚的，不须多言。司马迁作《史记》时，上古时代（主要指传说中的尧、舜、禹和夏、商、周各代）之史料、史实，除司马迁亲身实地考查所获资料之外，大多是以《尚书》之史料为依据的。《史记》中之《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记》、《周本纪》，多以《尚书》为原本，甚至许多即摘录《尚书》中之原文。《尚书》中之篇目，《史记》几乎都提到。然而，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却把《康诰》与《康王之诰》相混淆，皆称为《康诰》，这与《尚书》中之事实不符，也给读《史记》者带来了一定的误解。
    《史记·周本纪》载：
    “康王即位，徧（通‘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受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为卫康叔。晋康叔得嘉谷，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东土，鲁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史记》此两段记载，于书中前后相距不远，却同时出现两次《康诰》，表面上给人一个错觉，即两个《康诰》是同一回事。但从前后两段记载文章内容来看，二者是不同的，前者是康王所作之《康诰》，后者则为周公所作《康诰》。周公所作之《康诰》，在《史记·卫世家》中得到证实，曰：“周公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曰：……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国，即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说。”参照《尚书》，康王所作之《康诰》称《康王之诰》、周公所作之《康诰》称《康诰》。所以《康王之诰》与《康诰》是有区别的，最有权威性的《史记》三家注，对两处所提之《康诰》也没有注解，据我所见，研究《史记》者，也没有注意这一问题，说明这一问题是被人们所忽视了的，至少现版《史记》本身没有区别开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史记》是混淆了《康诰》与《康王之诰》。
    区别《史记·周本纪》中所载《康诰》之不同，须了解《康诰》与《康王之诰》之不同何在？首先，二者之作者不同。《康王之诰》为周康王作，即武王之后第三代王姬钊所作。《康诰》则为历史上赫赫有名之周公旦所作。其次，写作之时间、背景、与目的不同。《康王之诰》作于康王即位之时或不久，周王朝面临王位更替之时，目的是申告各诸侯，新王即位，需各诸侯明了周室之变更，新即王位之周康王之施政方针：即继承先祖之业，“以文武之业以申之。”《康诰》则是周公东征取胜后，把殷商之遗民封给康叔，康叔在治国中发现祥瑞之嘉禾（禾生两垄而合为一穗），献于成王，成王又命赠赐予东征途中之周公，周公得之，而作《康诰》，目的是教导康叔掌握殷余民之特点，更好地治理之，使周王朝国基稳固、兴旺发达。《康诰》作于成王时（武王之后第一代帝王），早于《康王之诰》，且二者相差几代帝王。至于康叔何许人？《史记·卫世家》载：“卫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周公旦以成王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可见，《康诰》是周公针对康叔而作，《康王之诰》则是康王针对臣民而作。第三，二者内容不同。《康王之诰》内容为：太保召公和芮伯率西方诸侯在应门（周代制度，天子五门，最外为皋门，依次向内为库门、雉门、应门、路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在应门右，向康王进献圭和贡物。之后，太保召公和芮伯揖拜康王，劝勉康王继承文王遗志，发扬光大文王、武王所开之王业。”“今王敬（谨慎）之哉！张皇（扩大）六师（六军），无坏我高祖寡（大）命”；康王勉励诸侯群臣继续忠于王朝，勤劳王事，“今予一二伯父（天子称同姓诸侯）尚（还）胥（互相）暨（与）顾（顾念），绥（继承）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尔身在外（在朝庭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助）恤（忧念）厥若（顺），无遗鞠子（稚子，康王自谦之词）子羞！”《康诰》之内容：周公总结历史经验，指明尚德慎刑乃治殷之根本原则，告诫康叔尚德保民，以仁德教化百姓；简述了施用刑罚之五项准则和四条刑律。“人有小罪，非眚（shěng过失），乃惟终（惯常）自作不典（法）；式尔（如此）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过失），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无或劓刵人。”用刑要谨慎合理，不能草莽行事。“要囚（囚禁犯人），服（思考）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乃判断）要囚”；康叔强调诸侯须听赦命，不得疏忽。“惟命不于常（天命不专佑一家），汝念哉！无我殄享（劝告），明（勉）乃服命，高（敬）乃听，用康乂民。”所以，《康诰》与《康王之诰》是绝对不能混淆的。
    对于《史记》混淆《康诰》与《康王之诰》，我们难以断定出于何时何人，也没有必要去论定这个问题。因为，司马迁于人生逆境中撰成《史记》，《史记》撰成后又没有及时公开，只是其外甥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此外，《史记》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出现过缺佚，转抄，还有增补和删改。确切地考证性断定失误原因相当不易，即使想努力地做，也只有指出一些推测性原因，在此方面，《史记》专家有不少文章面世，在此就不多赘言。
    总之，《史记》把《康诰》与《康王之诰》相混淆确凿无疑，诸多注家也都忽略了这一点，本文在此一正，以求澄清，求教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