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江书院是明末由余姚一群学术观点较一致的学者为传播阳明学而创立的一个学术活动中心。因讲学该书院而形成的姚江书院派，是明末清初浙东两个十分重要的王学流派之一。其后期代表人物邵廷采更是清初浙东学派研究中的关键人物。梁启超很重视这个学派的研究。关于这个流派的资料，主要集中于《姚江书院志略》及《思复堂文集》。《志略》一书，流传十分稀少。迄今为止，人们研究书院派，多凭借《文集》。由于文献资料匮乏，所以，学术界对书院派的研究处于徘徊状态。近年来，余姚乡贤研究资料中心觅得了该书的增订本，这使我们能够首次使用该书，对姚江书院及其流派作一深入研究。
    一、《志略》的编刊
    关于《志略》一书，由于长期不见于世，所以，人们对之有不少误解。
    首先是编刊时间。笔者曾据邵廷采《刻姚江书院志略端由》写作时间，断为康熙二十九年成书。①现在证明是错的。据陶作英《刻姚江书院志略书后》②一文，《志略》当成于康熙二十八年，刻成于康熙三十年，地点是绍兴，刊刻人是陶作英。陶氏是邵廷采的弟子。
    其次是编者。自清代以来，传统的意见，认为《志略》是邵廷采作的。也有香港学者何冠彪认为是董玚作的。③孰是孰非，颇难断定。据《志略》，则题“书院弟子同编次”。这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志略》一书确非个人之作。最早提出编书计划的人是邵曾可。顺治十五年，书院派弟子邵曾可临终前，为阐师传，曾带病将有关资料辑成一个初稿，由儿子邵贞显保存。贞显对理学兴趣不浓，故没有参与此事。到邵廷采时，屡想完成祖、父的夙愿，但碍于种种因素考虑，也不敢动笔。值康熙二十八年，邵廷采读书绍兴董玚家时，才决定请董氏编定。董氏受托，作《姚江六子传》，并“条次诸先生所著序言、纪事等篇，为上下二卷，总名之曰《书院志略》”。④可见，《志略》一书的编写，凝聚了邵氏祖孙三代和董玚的心血，仅题邵廷采或董玚编都是不确切的。
    最后是编书的动因。过去，姚名达秉承老师梁启超意，作《邵念鲁年谱》，谓请董玚编定《志略》是对姚江书院一派加以修正的表现，何冠彪则极力否定。⑤孰是孰非，也难断定。今据《志略》观之，姚名达的话是有些道理的。编写《志略》的动因，主要是为了弥合蕺山派和书院派的争执。邵曾可之所以想作《志略》，原因之一是“虑后起者徒腾口说，忘当年建立书院之初意，而于立心制行之际，罕所致力，则其为学术之弊也滋大”。⑥他认为蕺山派和书院派“道”相同。以后邵廷采和乃祖一样，也宣扬两派“道”同论。邵廷采之请董玚编定《志略》，从表面上看，是廷采本人顾虑“非其人”，其文不足传。实际上则是想通过蕺山派弟子之口说明两派的共同性。董玚不是刘宗周最得意的弟子，但在邵廷采眼中却是位最能继承刘氏衣钵的弟子。董玚于刘宗周功劳很大，第一部刘氏全集便是董玚编定的。明亡后，董玚保节，遁入空门，编定《刘子全书》，“刘门诚意慎独之学多所发明焉”。⑦康熙六年，他又号召其他越中证人弟子，重开证人讲会。他是蕺山派的继承者，而黄宗羲则是蕺山派的发扬者。董玚和黄宗羲不同，他和书院派交往密切。董玚和王朝式及邵廷采师韩孔当都有交往。韩氏甚至请董玚一起修订了《书院规要六事》。这个《规要》，很重要的一点是提出了“合证人之旨”口号。他们认为“书院原与证人相应，刘子与王子原无歧旨耳。”⑧邵廷采和董玚也有较多联系。邵氏受家庭熏陶，对刘宗周的节气很推重。康熙十三年，邵氏避乱居越中时，得识董氏。董氏告以“既宗蕺山之人，不可不知蕺山之学”，要求邵氏有机会读读刘氏的文章，领会刘氏的学术精髓。康熙二十八年，邵氏“负笈”，正式拜董氏为师，住在董氏东池，“喜读《全书》”，比较全面地接受了刘氏的学术思想。⑨《全书》收录了几封刘氏和书院派元老“二史”之间往来书信，中有刘氏肯定书院派思想处，这直接鼓舞了邵氏。他最终决定请刘氏传人董玚来编定《志略》一书。显然，由蕺山派传人董玚来编定《志略》，比邵廷采来得有份量，能更好地阐明两派“道”同论。《志略》的调和色彩，一定程度上掩饰了两派初期的分歧，这是不太客观的。
    二、《志略》的史料价值
    《志略》是一部资料汇编，收录了22篇由书院派创始人及后继者撰写的有关书院的文章。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乾隆五十九年增订本，增加了从《思复堂文集》等书中摘录的12篇文章，约三分之一篇幅，资料更全。《志略》所收文章，绝大部分为当事人及弟子们撰写，原始性强，可信度高，是研究书院派难得第一手资料，故史料价值十分高。下面约举四端明之。
    （一）解决了书院沿革兴废中的几个难题
    1、关于书院的起源。我们一般只知道书院的前身是“半霖义学”。其实，据《志略》，在“义学”前，已有“尚友堂之会”。其特点是，“每会必商所以养贤育才、讲学论道之地。”⑩
    2、关于史孝咸任院事时间问题。讲到书院的院事任职顺序，人们习惯于说首沈国模，次史孝咸，甚至还有人说史氏是“国模、宗圣去世以后”任院事的。这是错的。据《志略》，史氏在崇祯十三年即开始“主院事”，（11）沈国模仅每月聚会时来讲讲课而已，可能是挂名的院事。当时，义学还延请俞长民“司文席”，以使人知“艺中有道”。（12）顺治六年，史氏“复主院事”。（13）顺治十三年，沈氏卒。十六年，史氏也卒。
    3、关于韩孔当任院事背景问题。关于韩氏事迹，以前人们了解不多。《志略》提供了较为详细的资料。韩氏也是沈国模弟子，思想比较正统。义学初期，他和邵元长、邵以贯嫌“会侣颇杂”，（14）拒绝参加。值顺治六年史氏复主院事，写信特招以后，韩氏才入书院。康熙初年，书院高弟陆续谢世，“书院中微”。而此时邑中的释氏临济宗则香火旺盛，一时书院“同人或不能自守，议论往往出入释氏。”（15）韩孔当却不为所动，仍高举着书院的旗帜。康熙六年，他创立了“城隅之会”，“扶正学，消邪说，诸狂诞者皆避去，阳明之道复明”。（16）当时仅三、四人，后来发展到六、七十人。康熙八年，韩氏带着这帮弟子，进军书院，重开书院讲席。（17）书院弟子一致认为韩氏能继承沈、史衣钵，遂请韩氏兼主院事。此后，韩氏每月朔日到书院讲学，望日到“城隅之会”讲课，一直到康熙十年逝世。（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