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关于俞长民任院事时间。韩氏卒后，继任者为谁？邵廷采记载很矛盾，康熙三十五年作《姚江书院记》时称为“邵氏元长、俞氏长民”，而四十一年所作《姚江书院传》则称“布衣没，公（俞长民）承之。”实际上，据《志略》，邵元长仅协助韩氏主持“城隅会”，并未主持过姚江书院。俞长民是继韩氏主院事者。《书院会则》附语“续则二条，吾之俞子于重订会约后二十一年定”也可证明康熙十一年时，俞长民主院事。俞氏任职到二十二年卒。
    此外，据《志略》，徐景范没有任过院事，邵廷采任职时间也不长，可能仅受聘讲过几次课而已，何冠彪的驳辨是正确的。（19）
    （二）提供了书院有关规章制度方面的详细材料。
    以前，我们通过《思复堂文集》，对书院制度有所了解，但全貌不清。《志略》提供了顺治六年订的《书院任事约》、顺治九年订的《书院会则》，比较全面地勾勒了书院有关制度。
    1、关于书院的管理体系。“义学”初创时，体制较简单，除院事外，只有司席。到顺治年间史氏重掌院事时，体制逐渐完善，增设了“任事”，负责后勤事务。根据“院事非众友担当，则日就废弛；而众友非逐年轮管，则谁堪独任”（20）原则，任事逐年轮流担任。任事由四正八佐组成，共12人。每一正二佐负责一年，四年一周转。职责是“务令一切租税、官粮及出入公费，各各如法，料理登记算明，无有差讹折耗”。（21）第一批“四正”是韩孔当、郑锡元、邵曾可、吴懋。“八佐”是邵资仁、思远、邵元长、元度、吕滋、张廷宾、史起曾、得鲁。何冠彪曾极力论证邵曾可不曾任院事，结论是正确的，可惜论据不足。据此，则可知邵曾可仅任“任事”而已。
    2、月会制度。书院自创立以来，一直坚持月会制度。据《志略》，月会制度是这样的，每月朔日集会一次，不管雨晴寒热，一般不另行通知。每会设司会一人，每月一轮，名单在年初的聚会上排定。一般不得临时更动。每次聚会，司会黎明到，其他会友辰刻到。先谒圣，由司赞、司仪主持仪式。谒圣结束入座位，唱诗歌。毕，开讲。“先具讲案，后进出位揖圣，随读经书一章，举大意以问，复揖而坐。讲者自上而下，一人讲毕，一人更端质疑”。（22）中饭后，“考月内所行何事，所读何书一一呈示，逐项细商。”（23）这些活动结束后，如还有空余时间，则“举嘉言善行，征事稽古。”（24）申刻会讲结束。每次聚会，由司史作文字记录，会讲结束，“抄送院长，更定登录。”（25）此外，顺治十五年开始，书院还有季会。
    （三）补充了黄宗羲和书院交往方面的一些材料。
    黄宗羲是余姚名儒，书院就在他家西南，但由于门户观念深，很少和书院派交往。一般人只知道康熙二十八年史标任院事时，曾到书院参加过会讲，此外有否去过书院，后人不得而知。据《志略》，则黄氏不止一次到过书院。俞长民主院事期间，“黄梨洲来赴，商定崇祀。”（26）书院在顺治十五年时，曾就崇祀问题，讨论过一次。（27）结果采纳了史孝咸的意见，王阳明设专像，左右立王氏及门与私淑弟子牌位。到俞长民任院事期间，书院对崇祀问题，又进行过讨论。这次还邀请了黄宗羲。黄氏对书院旧的祀法有不同看法，特作《附议》一文。大意谓王阳明是全国的王阳明，“今以姚江名书院，而单举一邑之门人”，那么，收录的王门弟子就应该全一些，像王门姚江弟子徐珊、管州、孙应奎、柴凤、范引年、夏淳、闻人铨、董骥、胡瀚8个人都应补上。（28）今所见书院《祀典》。有这8人，说明书院弟子们还是十分重视黄氏意见的。《附议》不见黄氏文集，很值得注意。
    （四）使后人全面研究书院派思想发展脉络成为可能
    书院派人士除邵廷采外，无文集传世，故以前要系统研究书院派思想发展脉络十分困难。《志略》汇录了大量书院派人士写的作品，弥补了这一缺憾。书院派是一个绵延几十年的学术团体，由于时代背景及每人知识结构不一，相应地每个传人的思想色彩也不完全一致。但既然作为一个学派，除个性外，必然还有其共性。书院派的基本思想，我们以为可以概括为四条：
    1、以“致知”说为核心。书院的开创者沈、管、二史曾和刘宗周一起讲学越中证人社，后来分手了。为何要分手？关键是学术观点不一致。刘氏主张“诚意”说，谓“致知不先主诚意，必有知非所知之病”，（29）属阳明后学修正派。而沈氏主张“致良知”，谓“学不从致良知入门，有诚非所诚之弊”，（30）属阳明后学现成良知派。沈氏之学导源于阳明。《传习录》有“致良知则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恐学者不肯直下承当耳”二句话，沈氏早年读后，“深有会，于是力究其旨，思倡明之。”（31）倡明“致良知”说，是沈氏毕生的奋斗目标。绍兴王朝式是沈氏理论的狂热拥护者。管氏、二史也拥护。史氏说“良知非致不真”，“道有本而学有要，吾辈只要趱入向里”（32）便可致知了。即使到韩孔当时代，仍以“阐致知之蕴”（33）为首务。董玚编定《志略》时，极力回避沈、刘间的分歧，称“指点当下，原本《传习》之旨，亦符合证人之疏要，期人以必为圣人”，（34）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2、也宣扬“诚意”说。“诚”说是蕺山派的宗旨，书院派后来也逐步接纳此说为自己的学术主张。这始于二史。二史和刘宗周有比较多的交往。崇祯四年证人社开讲时，史氏执弟子礼，故董玚也将二史列入《蕺山弟子籍》。崇祯十六年刘氏启“诚意”说，弟子叶廷秀、董标等竞相质问，史氏也写信给刘氏，商讨“诚意”一说。商讨的结果，是二史基本上接受了“诚意”说，主张“学问以立诚为第一步，一有饰伪，便全体虚假，无复学问可言”。（35）他的口号是“良知非致不真，证人改过则圣。”史氏甚至说沈氏思想也有和刘宗周相通之处，“诸君子亦忆上元日沈先生之语乎？其一谓明于见过，其一谓近于自了。明于见人之过，必暗于攻己之恶矣。足己以自封，必不能与人为善矣。恶在其为万物一体，圣凡平等哉！此真有契于刘子诚意之旨矣”。（36）邵曾可也持调和论。当时证人和书院二派弟子常争论，邵曾可十分忧虑。他认为刘氏和沈氏“皆躬行实践，非徒腾口说”（37）者。他说“道无同异”。“刘子与陶先生教若不同，而心同也，行同也，道同也。即吾师沈先生与管先生、二史先生，迹若不同而心同也，行同也，道同也。心与行，所以载道也。而彼以为有异者，见道之识不真，为己之念不切耳，此其人终身驰鹜于道义之场，究与徇利徇名者何以异乎？”（38）邵曾可又说“明善只所以诚身”，关键是心与行要统一，否则“不心与行之是求，而猥争同异，致知则知非所知，诚意又诚非所诚，讲学之弊而至此不益滋？”（39）到了韩孔当时代，调和色彩更浓，明确提出“合证人之旨”（40）口号。大意谓“诚意”是阳明学命题之一，“证人特揭诚意以示，盖证人原以绍王子为绪，而诚意即以征致知之实。”（41）还说：“书院原与证人相益，刘子与王子原无歧旨耳。”（42）到邵廷采作《姚江书院训约》时，首条便是“立意宜诚”。可见，蕺山派“诚意”说也成了书院派核心思想之一。
    3、辟佛。蕺山派主张辟佛，书院派也不例外。沈国模曾和有禅学色彩的周汝登相契，平日又有方外之交，因而曾被人误为禅学。其实不当。天童寺密云法师几次想拉拢沈氏，沈氏则曰：“吾自儒者户庭。特与师为方外交，必欲引之入释，是信道终未弘耳。”（43）加上管、二史“衣冠言行一准儒者，醇洁之士徐稍归之”。（44）史孝咸辟佛态度十分明朗，“吾辈学孔孟，教遵先哲，自有家法，何必借径于禅？”（45）韩孔当也辟佛。他早岁学于禅，知禅之害，所以辟佛态度更强。他区分说，“圣人与佛氏异，大端在君父分上”。（46）“佛氏意主了生死，阳明夫子所谓自私自利也。圣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立人达人，即在己立己达内”。（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