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的作者归属问题，从前肄业燕京大学研究院时，曾撰《刘子理惑》一文，认为是北齐刘画所作，载一九三七年燕大《文学年报》第三期。後因忙於草拟学位论文，遂不复厝意。岁月易得，今已五十年矣。去冬，承林其锬、陈凤金夫妇不我遐弃，以大着《刘子集校》相赠。观其用力之勤，考辨之详，徵引之繁富，校对版本之众多，在近几年出版整理过的古籍中是罕见的。尤其是《附录二》部分，持论不为陈说所囿，勇於创新，敢於翻案，这种开拓精神的确值得钦佩。惟先人为主，考虑有时欠周，亦其一蔽。涂鸦成习，曾在书眉行间批注了一些有关资料，似为林、陈两同志所遗漏或疏忽者。旋即改写为《再论〈刘子〉的作者》提纲，以便随时修订。今年春杪，去安徽屯溪参加全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二届年会，不自藏拙，又以此提纲作为大会发言稿。会毕归来，因病未能载笔，近始理董成文。虽仍重弹旧调，然亦闲有新意。同行专家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那就无任铭感了。
    林、陈两同志坚持《刘子》为刘勰着作之说甚辨，详《附录二·〈刘子〉作者考辨》。本文拟就当中的主要论点略抒管见，这对进一步探讨《刘子》的作者究竟是谁，也许是有益的。
    一《隋志》梁有某书若干卷或梁有某书亡注语，并非都指《七录》
    《隋志》是林、陈两同志考辨《刘子》作者首先依据的目录书，并参稽《四库提要》及钱大昕、章宗源、姚振宗三家说，从而推断《隋志》着録的《刘子》为刘勰所作，恐怕是缺乏说服力的。这就需要说明一下《隋志》与《七录》的关系了：
    第一，《隋志》所据的底本是《大业正御书目录》，而不是《七录》。关於这点，余季豫先生有精辟的论述：
    炀帝嗣位，性好读书，西京所藏至三十七万卷，命柳顾言等除其复重，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大业正御书目录》，盖缘此而作。唐初平王世充，载以入都，多没於河，独得其《目录》。其後修五代史，因就加增损，以为《隋书·经籍志》。或谓《隋志》本之《七录》者，非也。——《目录学发微·目录学源流中》
    《（隋）志序》云：“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又於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原注：此所言《目录》，即本《志·簿录类》之《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非道、佛经之目也）。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原注：王世充），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以此考之，则当时撰述，实据《大业目录》为底本，参以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之体制，《四库提要》以为皆“根据於《七录》”（原注：卷二十一《夏小正戴氏传提要》）者，非也。——《古籍校读法·案书录第一》
    余先生的论断有理有据，这对《隋志》所据底本的了解极有帮助，故备录之。
    第二，梁代的目录书，除阮孝绪的《七录》外，尚有殷钧的《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刘孝标的《文德殿四部目录》、刘遵的《东宫四部目录》和刘杳的《古今四部书目》（见《梁书·文学下·刘杳传》）四种。而殷钧、刘孝标、刘遵三家的书，《隋志·史部·簿录类》曾予着录，魏徵等人想必是见着这些书的。也就是说，《隋志》参用过的梁代目录书，不只是《七録》一种。姚振宗《隋志考证》（卷二九）对此曾有明确的论述：“本《志》注梁有云云者，不尽是《七録》一书，亦有在《七录》之外者。”（见《子部五·从横家》末）姚氏这一推断是可信的。
    第三，《隋志》四部目录中，注有“梁《七录》”字样的，仅《子部》有三处：《道家类》“《文子》十二卷。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录》十卷，亡。”又“《庄子》三十卷，目一卷。晋太傅主簿郭象注。梁《七录》三十三卷。”《杂家类》“《类苑》一百二十卷。梁征虏刑狱参军刘孝标撰。梁《七録》八十二卷。”这三条是《隋志》据《七録》最可靠的资料。此外，还有两处注“梁目”字样的：《儒家类》“《徐氏中论》六卷。魏太子文学徐干撰。梁目一卷。”《小说家类》：“《小说》十卷。梁武帝勑安右长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这两条虽只注“梁目”二字，但可推知指的不是《七录》，而是其它梁代目录书。
    通过上面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隋志》梁有某书若干卷或梁有某书亡一类注语，决不是都指《七録》。林、陈两同志由於过信了“《志》所云梁者，阮氏书也”（钱大昕《隋书考异》中语）；“凡注中称梁有今亡者，皆阮氏旧有”（章宗源《隋志考证》中语）的说法，认定《隋志》的目“最大的可能是来自阮孝绪的《七録》”。因而对《刘子》的考辨只局限在《七录》一书上，似乎不够全面。
    二阮孝绪《七录序》末何曾署“有梁普通四年撰”句
    林、陈两同志为了证成《七録》着录的《刘子》不可能是十岁左右的刘画所作的说法，一则曰：“今傅《广弘明集》卷三，録有阮孝绪的《七録序》，乃‘有梁普通四年撰’。”再则曰：“《（七录）序》末署‘有梁普通四年撰’。”两处都加有引号，好像是照录《七録序》原文似的。夷考其实，并非如此。这里无妨先将《七録序》末段钞来看看：
    有梁普通四年，岁维单阏，仲春十有七日，於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书。通人平原刘杳从余游，因说其事。杳有志积久，未获操笔，闻余已先着鞭，欣然会意。凡所钞集，尽以相与。广其闻见，实有力焉。斯亦康成之於《传》释，尽归子慎之书也。
    这段文章前面的“有梁普通四年”和“始述此书”两句非常重要。是阮孝绪说他的《七録》是普通四年开始编纂的。中间特别敍述了友人刘杳“凡所钞集，尽以相与”的厚谊高情。其事与郑玄将尚未完成的《左传》注稿全部送给服虔（见《世说新语·文学篇》）相同，故最後以“斯亦康成之於《传》释，尽归子慎之书也”两句作结。全《序》卽至此收篇，再无其它字句。所见《碛砂藏》、《大正藏》、《四部丛刊》、《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广弘明集》皆然。林、陈两同志的“有梁普通四年撰”句，不知从何而来？其断定十岁左右的刘昼不可能写出《刘子》，大概是错会了《序》文的意思，误将《七録》开始编纂的时间当作完成的时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