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史学现象所体现的那种由以造成该现象的思维方式，是研究该现象时应当予以关注的。即如克罗齐所说：“如果那些历史中的特殊材料是不必加以考虑的，那末，除了孕育它们的‘方式’，除了用以造成他们的叙述的‘心灵形式’因而是他们的理论和他们的历史‘思想’以外，此外还有什么呢？”①
    《史记》以纪传体为形式，创著史之先例，以后近两千年的中国史学，遂以纪传体为正史，其间不过稍有变化。从思维的角度，纪传体无疑可视为一种表达式，它究竟涵盖着一种什么类型的思维方式，亦即那种影响中国史学近两千年的“心灵形式”是怎样，则是需要进一步深究的。
    一、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原初合一
    构成《史记》的五种体裁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中，最主要的亦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部分，是纪与传（含世家），故后人称之为纪传体。列传与世家是人物传自不待言，即便是本纪，尽管具有编年体的某些特征，但实质上也多为人物传。明显的如《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另外各篇也以人物为中心，象《五帝本纪》，虽时间跨度较大，但入传人的事迹大体可独立成篇，为此，竟在同篇中重复叙述同一内容②。梁启超甚至说：“其书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余皆个人传记。”③正是《史记》表现在人物传上的成就，使后人特别是今天的研究者，同时从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予以关注。
    面对作为史书的《史记》和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人们尤推重其实录精神。班固曾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④裴骃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⑤此说后人亦多认可、接受，由《史记》所体现的实录精神也成为中国古代极重要的治史准则。从思维的角度看，这种实录精神无疑与科学思维追求认知结果的客观真实性的精神相一致。因为，科学思维首先体现在尊重证据、尊重事实，亦即严格根据经验检验结果而追求真理的态度上。在司马迁著述的具体做法上，如“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以调查与文献互为印证、考辨史料、选择材料（“择其言尤雅者”）、疑者存疑、反驳俗说，等等，也都体现了科学思维的态度与精神。
    表现出《史记》的科学思维精神的另一方面，是对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追求。司马迁自己曾说过其著史的目标，其中，“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在考究历史事变的因果关系；“究天人之际”则是对天人关系（天象与人事或自然与人）做普遍的探索；而“通古今之变”就是试图把握历史纵向演变的一般规律性。当然，在这些目标中，也包含了哲学思维的意义。
    说《史记》的实录精神体现了追求客观性的科学思维精神，并非将它等同于实证主义历史学所主张的绝对中立地记录历史，追求绝对客观性，排斥认识者作用的“照实而录”；《史记》对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追求，也非在近代自然科学影响下所形成的那种排斥个别性和偶然性，单纯追求普适性和必然的规律性的思维形式。不仅《史记》所包含的科学思维只是一种初始形态，而且也只是我们从作为整体的《史记》的思维方式中所解析出的一部分、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人们把《史记》作为文学来看时所必然接触到的，构成其文学特征的艺术思维，也是不可分割的。
    后人在从文学的角度来对待《史记》时，首先被注意到的是其文辞之美。陈直先生指出，“《史记》自西汉以来，都是赞美他的实录，推重他的史才，不论及文辞的优美，只有班固说过文章则司马迁、相如一句（……）。到了陶潜才称道他的士不遇赋，这一点为魏晋以来的看法，与后代相同的。”⑥至今人，已把《史记》各人物传，直接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了，称司马迁为传记文学的开创者，《史记》是史传文学典范，甚至，它径直被称之为历史小说。
    但是，如果仅就文辞之美而言，《史记》显然还不能称之为文学，因为任何以语言形式构造的书面作品，都有文辞是否美的问题。文辞，首先属于表达、叙述的层面，如果《史记》可称之为文学的话，那就必须包括了认知的层面，就是说，必须是用艺术的思维形式实现认知和表达全过程的。
    《史记》所包含的艺术思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运思过程中的虚构、夸张与想象。特别是对事件细节的虚拟、对人物特点的夸张，显然不能称之为实录式的史学，只能是艺术。而以神话、传说大量入传，就更加重了此点。其二，贯穿各人物传中的情感思维。鲁迅先生曾说，司马迁“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⑦这无疑从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共鸣两个方面揭示了《史记》所蕴涵的情感思维及其力量。其三，对个别性的追求。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传中人物个性化塑造和作者本人的个性展现。人物的个性化，前人称之为传神、读之如见其状、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唯其人物的个性鲜明生动，才能创造审美对象，并产生情感共鸣效应。作者个性当然并非为艺术思维所独有，但却为其所必需。而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本人曾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他历数前贤各种著述，认为，“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⑧因此，通过著述而言志、表意，具有普遍的合理性。这无疑为表现自我、张扬情感，提供了历史的和哲学的依据。
    对《史记》的艺术特征，前人谈论极多，此仅举要者。《史记》是文学，就如它是史学一样毫无疑问，问题在于，人们研究《史记》的视角及其后果，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分割：作为史学的《史记》和作为文学的《史记》的分割。实录精神和对规律性的追求，被归之于作为史学的《史记》；艺术思维则被归之于作为文学的《史记》。因此，从史学的角度，近现代人对其虚构、夸张、想象，采用神话传说人传，对其采撷奇事逸闻和充满情感的途述等等，多有批评，认为是“失真”、不符合实录精神，特别是今人将历史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时，《史记》中的许多东西就更难以容忍。但是，当从文学的角度予以观察时，其上述作法不仅是极合理之事，而且还远远不够，它甚至难以称得上今天人们所说的“历史小说”⑨。也正因为注意于《史记》的艺术特征，近现代便有不少人认为它在文学界的地位比在史学方面要高。
    但是，《史记》毕竟是中国古代二千年之“正史”的开山作，其水平与影响，都堪当正史之代表。而且，司马迁是把它作为史书来写，古人也是把它作为史书来看的。这就是说，《史记》无论怎样，它首先是古人的史学，是古人思维历史的产物。
    《史记》自身是个统一体，对它的研究不能也不必以分割为代价。具体到其思维方式，无论包含何种内容，它们都既属于作为史学的《史记》，也属于作为文学的《史记》。当我们把《史记》置于史学领域来研究其中的历史思维时，就必须认可，不仅体现着科学思维的那一方面属于史学，而且，艺术思维的那一方面也属于史学。二者是合为一体的。然而，这种合一只是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处于未分化、因而也是未成熟形态的一种原初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