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显的夸张与虚构，人们容易看出其中的不实，而对其在情节上的想象，特别是对传中人物的言语的虚拟，人们却不太在意。其实，象项羽所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陈涉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等等，以及许多私会场面的细节与对话之类，都很难以是否为“真事”来计较。它们多为史家发挥想象力所进行的合逻辑的虚构。钱钟书先生曾以《左传》的情形概括道：“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45）这种相通，正是中国传统史学所蕴涵的艺术思维的体现。这种史学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它在超出于事的层次上追求相的真实。
    对采用神话传说入传，如张良受兵书、刘邦斩白蛇之类，无论司马迁是否信以为真，今人如果仅从信史、真事的角度来看，其中许多内容只能视为其“实录精神”的缺陷，但若从表意与定相的角度看，它们又并非毫无存在的理由。前人曾就此说过，“史迁叙事，有明知其不确，而贪所闻新异，以助己之文章，则通篇以幻忽之语序之，使人得其意于言外，读史者不可无识。”（46）意在言外，恰是中国古代意象思维所追求的，而这又需借助于“象”，即古人所说，“尽意莫若象”（47）。
    对相的真实性来说，即便是《史记》述事中的某些错讹、矛盾、也未造成太多的损害。例如《循吏列传》所记子产之事，其为相对的郑国君，传中是郑昭君，郑世家中为郑简公，前者有误；子产政绩，传中说是道不拾遗、田器不归、不令而治等等，明显有夸大，因为世家中仍记有子产执政时诸公子争宠相杀。尽管有这些讹误、矛盾，但由子产和入传的其他人所构成的“循吏相”，仍为真实可信之相。
    总之，《史记》因其对“真相”的追求超出了对“真事”的追求，使其艺术虚构夸张成为合理的或致少是可以理解的。对历史学的这种作法，现代西方哲学解释学也已开始肯定。他们一反实证主义史学观念，主张史学与文学是共通的。利科尔甚至认为，象绘画一样，历史中的“虚构叙述也是人类行为世界的肖像般的提炼”（48），而且，“虚构参照现实，不是为了复制现实，而是为了创作一个新的读物。”（49）如果不否认因史家“心灵形式”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的史学形式的话，那末，《史记》正是那种对人类行为世界作了“肖像般提炼”，从而创作了“一个新的读物”的史学形式的代表。
    由于《史记》以人物相作为深层追求的认知结果，因此，对其真理性的评判尺度，就不仅是“是”还是“不是”，更重要的还有“像”还是“不像”，因为“象也者，像此者也。”（50）
    五、类列：《史记》的思维框架
    类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方法论范畴。《史记》运用类方法，建立起自己的思维框架--历史体系。这种类方法，即前人多有指出的以类相从、连类相及的方法。
    对《史记》以类方法所建立的重新整理认识对象的思维框架或认知体系，今人李长之曾有很精彩的论述。他说：“历史本来是讲演化的，演化是纵的，是顺着一种线索的，这在司马迁固然已经很能把握了，但他却更进一步，在演进之中加入一种体系的探求。例如他的《刺客列传》、《酷吏列传》、《华殖列传》、《游侠列传》、《循吏列传》、《佞幸列传》、《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儒林列传》等，都是想用一种体系去整理的。这样的传记已经占列传的总数七分之一。八书更不用说。不但这样，就是他的标出人名的列传，也多半以类相从，例如老庄申韩可以称为哲人列传，孙子、吴起可以称为兵家列传，屈贾可以称为诗人列传是。再说就是列传与列传之间的排列也仍是有着连系的，例如《孙吴列传》之前便是《司马穰苴列传》，这同样是兵家；而《苏秦列传》之后便是《张仪列传》，这同样是纵横家；其他同样的例子不必尽举。这就可见司马迁乃是要在人类的生活经验之中而寻出若干范畴来了。因此，他的书乃是演化与体系二者并重的，倘无前者固不足为‘史’，倘无后者便也不能驾驭史，超乎史。”（51）
    所谓人类生活经验之中的若干范畴，即是我所说的历史概念，在《史记》中则是以人物相的形式出现的。因此，“以类相从”实则是《史记》进行定相从而形成历史概念的一种方法。
    《史记》中运用类方法，首先是聚类与分类，即易传中所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52）。李长之所举例证，无不是聚类的产物。在聚的同时，也就把不同的类分开了。然而，《史记》聚类与分类，不是以抽象的概念为范围尺度，也不仅仅是以同类事为标准（八书是以事分类），而是以相为框架择取具体的人聚于一方。此可以《管晏列传》为例来说明。
    管仲、晏婴为前后相距百余年相齐的大政治家，既已单独立传，理当记其生平事业，且尤应记其政治业绩才是。然而一篇《管晏列传》，却只记管鲍（叔牙）相知与晏婴知人的几件轶事。虽太史公自言，世多有其书因而不载，但象桓公重用管仲，管仲相齐的政绩，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等重要内容，却也皆载于齐世家，其文字比整篇列传还多出四分之一。由此可见，《管晏列传》实不以记载传主生平事业为重，而是以鲍、管、晏知人之事，来建构一个“知人者相”，并以此表达作者的“忻慕”之意。因而与“知人者相”无关之事便不需入传。
    《史记》运用类方法，以聚类成相，还表现在将一人分入多传上。譬如晁错，既入《袁盎朝（晁）错列传》，又入《酷吏列传》。再如子贡，即入《仲尼弟子列传》，又入《儒林列传》和《货殖列传》。如此情形，尚有多人。这许多人，无法说应入哪传、不应入哪传，所入之传都有理由，其根据就在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分属不同的类。如果要完整地认识某一个人，则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把握他；如果是为了形成类的而非个人的概念，个人则可成为不同范畴的内容。《史记》分个人入多传，就属后者，但在这样做时，目标就不在个人的完整，而在于相的完整，即个人分属类列的那个范畴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