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记》定相思维渊源
    定相思维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表现，最早可追溯到《周易》。易经卦象的形成和运作使用，集中表达了这种思维方式，并由易传作者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在易传中，它被称之为“立象”。探讨《史记》思维方式与《周易》的联系，有助于对其作文化背景方面的理解与解释。
    易传作者对“立象”有两段论述，值得认真推敲：
    其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
    其二，“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21）
    这里，不仅如今天的研究者所肯定的，提出了意象思维的看法，更深层的是，这两段话，清楚地表达了“立象”的两重目的：“以尽意”与“以见天下之赜”。与认识者的这两重目的相应，同一个认知结果就必须具备双重功能：“象”同时既要表达主体的意，又要展现客体的质。由于“象”被注入认识者之意，故作为认知结果的“象”，又被后人称之为“意象”，“立象”思维也被称之为“意象思维”。
    这种“立象”思维，不能直接被等同于所谓“形象思维”。它既非与逻辑无涉，也不是仅仅获得对事物“形象”的认识或表象的把握。“象”同样可以用来“见天下之赜”，可以用来“探赜索隐，钩深致远”（22）。易传作者就认为，卦象概括了世界万事万物的本质与规律，即所谓“极天下之赜存乎卦”（23）。
    前人论“象”的种种见解中，把“象”与史联通起来，当推章学诚。章氏认为，“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而在他看来，“六经皆史”（24）。此说是否可以用以解释整个中国古代史学暂且不论，至少可以认为，《史记》与“象”关系密切，《史记》的思维方式与易经所体现、易传所论述的思维方式，有着许多一致之处。
    从认识者的目的来看，《易》之“立象”是“尽意”和“见天下之赜”；司马迁作史是因“意有所郁结”、“欲遂其志之思”和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了达到目的，《周易》的具体操作是“象事知器，占事知来”（25）；而司马迁也是通过“述往事，思来者”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前者在“占事”与“知来”之间，需要设定卦象（立象），它是占事的结果和知来的前提；而《史记》各传所形成的认知结果（人物相），也既是述事的结果，又是思来的前提，恰与易“象”居于思维过程的同一层位。易传作者认为，所立之象，能够帮助人们去了解过去，把握未来，即所谓“夫易彰往而察来”（26），而“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27）；司马迁也认为，他所描绘的人物形象，“足以观后人”，“虽百世可知矣”（28）。
    易传作者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29）。象天法地，是取象的基本途径，并可进而以天象解释人事。在《史记》中，“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被看作初民以来君主必做之事。至于司马迁本人，还把历史上许多人世事变，与天象附会联系起来，他说，“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30）诸如此类的看法，尽管在今天看来，其神秘的比附极荒唐，但在思维上，无疑体现了传统的意象思维所采取的比类横推的方法。
    从司马迁所任史官之职的历史起源和其家学渊源方面来看，《史记》的思维方式与《周易》有着某种联系，也是可能的。作为占卜之书，易经体现着古代知识界的上层--卜祝们的思维方式。而中国古代的史，最初从事的是占卜历象等活动，并由此发展出后来的史官，至司马迁时，仍说自己“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31），直到东汉时，太史的职务仍包括历算、占卜、望气等。在家族方面，司马迁曾追溯其祖先“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其后“重黎氏世序天地”（32）。迁父司马谈，所学主要是天官、《易》、道论，且身为太史令，而他的论六家要旨，开篇就以易传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立论（33）。司马迁继其父为太史令，虽不能说其思想观点必与父亲一致，但受其父，特别是受职业方面的影响，则并非毫无可能。
    之所以说定相和立象基本含义一致，还有一个理由：汉语中的“相”与“象”，无论用来指人的认识活动，还是指这种认识活动的结果，其义多相同或相通。古人对相与象，也有含义相同的用法，如易传中的“象其物宜”和《诗·公刘》中的“相其阴阳”。如果再根据司马迁所强调的认识者的“意”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和在认知结果中的存在，其定相思维亦可称之为意象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