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方法的运用和“体系的探求”，自然与时空关系发生矛盾。时空关系，是史学在建立自己的叙述秩序时都必须考虑的，但若拘泥于时空关系，则将无以聚类。试想，若将屈原与战国时楚国某人合传，将贾谊与汉初某人合传，固然也可立传，但却非司马迁所确定的类。不类则难以成相，难以形成超越于个体的范畴。而屈贾合传，则产生了一个不为世俗所知所容而又不甘苟且媚俗、“同生死，轻去就”（53）的“清士相”。诚如闻一多先生所说，史传中的屈原“只要一幅不完备的画像”，他与《离骚》所表现的性格不合（54）。但若以“清士相”为框架将屈贾合一来看，列传中的“不完备”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从相或范畴的角度看，屈贾的跨时空组合，也就不是司马迁的“破例”（55）。
    由于各传的时空背景相对淡漠，就使人物相的文化背景相对凸现。各种人物似乎被压缩到一个共时空的结构中，被置于同一个文化场中。尽管屈贾不同时不同地，但无疑同属一文化中的个体，因而可能构成这同一文化中的一个范畴、模型。很明显，突破人物原有时空关系之后，人物相就具有更高的普遍性，而不再停留在原存在的纯然的个别性上。这无疑比单纯述事记言的史书要胜一筹。
    《史记》运用类方法，还体现在前引李长之所举各传排列方式上的连类相及。各传的排列，第一层解释是，连类相及仍是在聚类，以形成更普遍的“共相”。另外，似可作第二层解释：在中国古人那里有一种看法，认为将一个个具体的物象按一定秩序排列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范围、把握认知对象的方法，如易传所谓“八卦成列，象在其中”（56）即是。尽管这种排列在形式上呈原子式的，就象汉语的排列一样，它们缺乏表面上连为一体的逻辑关系，但它们却有一种内在的逻辑结构，而且，这种内在的逻辑结构往往并不完全依赖对象自身的关系，它还包含着认识主体所赋予的某种联系。由于后者，可能造成认识上的灵活、随意甚至独断，同时也要求读者主动介入，根据自身的理解去“重建”那种联系，就如“象”需要借助对“言”的理解才能获得一样。《史记》的人物传的排列基本上如此，即按人物相自身的相互联系和司马迁所认定的关联而排列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较完备的历史体系。
    六、众生相：《史记》的思维结果及其价值
    《史记》的思维结果，大体可分为两类不同的概念。一类较抽象，如天、人、古、今、变、通、名、利……；另一类则是以人物相形式出现的较为具体的概念，如秦始皇、项羽、刘邦、酷吏、刺客、商贾……后者，是为《史记》所独有。由于《史记》涵盖极广，“立传之人，……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57）因此可以说，《史记》所创造的是自黄帝迄止当世的众生相。
    《史记》所创造的众生相，可分为个人相、类相和社会相三个层次。
    个人相如秦始皇、项羽、刘邦、陈涉、孔子等语词符号所示。这些个人的事业、思想、生平遭际，都因其影响、因其独特，足以代表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类生活经验。这种独特性，构成了他们作为史学对象的价值。
    类相如酷吏、循吏、游侠等等，类相包含在类传、合传（又可分为个人相）和连类排列的各传中（如孟尝君等四公子）。这些类别是历史中的亚群体，也因其与其他类别不同的独特性而具有史学价值。应当指出，构成类相的个人之可能入传，主要在其代表性，而非已尽列同类人物，当然也无此必要。譬如《货殖列传》，所述自战国至汉兴的商贾，也不过范蠡、子贡等数人，以他们为代表便构成了“商贾相”。司马迁在传酷吏时曾说，“自宁成、周阳由之后，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类多成、由等矣。”（58）因相类而不必多述。
    个人相与类相的形成，上文已有说明。以下对社会相的形成略作说明。
    社会相，亦可称之为世相或世态。作为社会之相，它不同于个人相和类相，也不是它们的简单集合，而是超乎个人或类别的相互作用着的人们的群体生活状态，是较为具体的状态而非抽象规定。《史记》所创造的社会相，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生活不同层面之相，一类是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生活之相。
    前者多以描绘时风、习尚或具体的人和事来实现的。如战国时的养士之风、尚气任侠之风、汉代的官场习尚，这些社会侧面的描绘，获得了比类相更普遍的认识结果。在《汲郑列传》中，司马迁详述汲黯、郑当时的盛衰起落与宾客相应的亲疏近远，最后引翟公之言说，“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59）人与人相互交往过程的“情”、“态”，正是可直观把握的社会“相”。人情世态、官场习尚，在《魏其武安列传》、《万石张叔列传》等篇，也措绘的极生动。甚至可以说，《魏其武安列传》就是一副武帝时的官场相。
    后一种社会相的实现则侧重于对风俗的描述。尽管风俗一开始就是产生于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人为的东西，但相沿既久就习惯成自然，成为一定群体的具有一致性的、较稳定的生活特征，成为似乎是“天性”的东西。风俗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而非个人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生活现象。《史记》除各民族传无不描述其风俗外，最突出当数《货殖列传》。传中对汉朝域内各地如关中、三河（河东、河内、河南）、齐鲁、越楚等，均详述其风俗。譬如，齐人“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与之有别，“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60）如此描述，可以获得较具体的齐人相或鲁人相，关于齐人、鲁人的概念也可借此建立起来。《史记》的这种社会相范畴，对于将大量的无法单独立传的普通民众纳入自己的史学体系，是很有用的，如此，关于齐人、鲁人、越楚人、匈奴人、大宛人等范畴，都形成了较具体但不是皮相的认识。
    对后人来说，《史记》所创造的众生相，具有两重功能或价值：作为思维材料的认知功能和作为文化行为角色的生活价值。当然，中国古人所说的察往知来以及司马迁的述往思来，都已肯定了后人借助历史知识进行认知和评价的可能。这里想强调的是人物相的符号功能，而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那种不离感性具体去寻求经验教训的“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