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事到相：定相过程的二重追求
    同人类的其他认识活动一样，历史思维的目的也在于形成概念，但概念的形式却可能因思维方式的不同而不同。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就认为，历史文化科学形成的是一种与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概念不同的概念，即“那些包含有历史的个别性并从各处的个别现实中把历史的个别性挑选出来的历史概念”，“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历史概念才能象普遍概念那样用抽象的公式或者定义表述出来。毋宁说，历史概念的内容往往被历史科学用大量的直观材料包裹起来。有时，我们发现历史概念正是隐藏在直观形象之中；对于构画这个形象，历史概念只提供了图式和纲要，因此，我们倾向于把形象看作主要之物，看作对个别现实的反映。”（34）
    当然不能说历史学只能形成这一种概念，但它也确实存在。《史记》人物传，提供的恰恰是这种类型的历史概念。这就是刘邦、项羽、屈贾、秦始皇、酷吏、循吏、游侠、刺客等等词语的内涵。但在《史记》中，这些语言符号作为概念，确非抽象表述、严格定义的，而是一些由直观材料构织而成的形象，或者，更准确些说，是一些人物相：刘邦相、项羽相、酷吏相、清士相、游侠相，等等。
    建构这些历史概念，需要直观的材料，这就是《史记》的“述往事”、“见之于行事”。而且司马迁也是尽力“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史记石室金匮之书”（35）。但却非“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36），也不是如其在受刑前所说的述而不作（37）。《史记》人物传，重在立意定相，并以此为创造（作）目标，故其述事不追求包罗无遗和绝对真实。这样，就出现了述事与定相这二重有着内在区别和联系的追求。
    首先，对人物相的全面性、完整性的追求在述事的全面性之上。
    项羽本是从反秦至楚汉相争时极为重要的人物，《项羽本纪》的写作也素为人们所称道。但在本纪中，起兵前只写其两件事：一是学书、学剑不成，学兵法“又不肯竟学”；一是观秦始皇南游时说了句“彼可取而代也”。至其起兵后，羽一生“身七十余战”，也只详写钜鹿、垓下二战。如果这是作一本独立传记，有许多属于传主的生平事迹应写进去，但在一部集各色人物为一体的著作中，这些内容，足以描绘一个与众不同的项羽相：少有大志、性情刚烈但缺乏韧性且不重文谋，灭强秦、为“霸王”、“近古以来未尝有”，自矜功伐、欲以力征经营天下、终兵败身亡却“尚不觉寤而不自责”（38）。随着项羽相的确立，司马迁对其评价，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人生（立志建功）、对政治（反对以力征经营天下）、对历史（重人为）的普遍性看法，也就得以表达。因此，与其说司马迁寓理于事（39），不如更进一层说，司马迁是寓意于相。
    述事的非全面性表明，事在《史记》中占据的地位可能是表层的、次要的，当然更非唯一的。人物相（历史概念）似是深层的、更重要的追求目标。《史记》的类传、合传更能表明此点。各类传所写人物的个人事迹大多都不完整、不全面，然而所选择的人和事，皆合乎该传主旨。如《酷吏列传》所写宁成、张汤、郅都、杜周等十多人，直谀、廉贪皆有，个人经历也大不同，然而入传之事却主要是他们各自作为酷吏的那些共通方面，而不是他们每个人的全部个人事迹。这样一来，虽然具体个人的事迹并不完整，但由他们共同构成的“酷吏相”却是完整的。“酷吏相”，实际上是由许多特殊的酷吏们组成的“共相”：以严刑峻法为治，以酷烈刻深为能。“酷吏相”也因此具有超出个别酷吏的普遍性。合传中一部分采用与类传相同的述事方法，以取其“共相”，另一部分则采用互补的方式。后者如《老子韩非列传》，写老子重在生平事迹，写韩非则重在取其论说之辞，以此彼互补。从司马迁自己所说的立传意图，也可看出他把时代不同的老子、韩非等合在一传，是在取一种共通互补。“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韩非揣事情，循执理。”（40）尽管他们主张的方式方法有别，但在理论上又是同源的，即司马迁所说，老、庄、申、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41）这种以互补的方式构成的合传，可以说是取入传各人之“侧影”，合而成该传所立之相的“全影”。显然，该传之相也就具有超出于入传个人的概括性。
    按照近现代人的思维方式，认识结果的真理性是与其全面性紧密相关的。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史记》，其述事的非全面性显然不合真理性的要求。但如果看到《史记》的述事只是定相的必要环节，定相是比述事更深层的追求，就会发现，《史记》之认识的全面性是在人物相上实现的，是相的全“面”。
    其次，《史记》述事不追求绝对真实，“真相”比“真事”更受重视。
    《史记》述事的非真实性，一部分是因无意的讹误造成的，另一部分则是有意的虚构、夸张、想象，以及采神话传说入史。这些前人已一再指出。若拘泥于以事之真伪为标准，《史记》的认识结果的可信性、真理性更应大为降低。
    《史记》述事的夸张、虚构，如樊哙在鸿门宴上“头发上指，目眥尽裂”（42），项羽叱退杨喜数里、李广神射“中石没镞”（43）之类，当然难说是真事。但从相的角度看，则又另当别论。吕思勉先生在论《魏其武安列传》时指出，该传“详述魏其的外高亢而内实势力，喜趋附；武安的器小易盈，骄纵龌龊；以及灌夫的粗卤任气，以一朝之忿而忘其身：可谓穷形尽相。这断不能凭空结撰，自然其中多含史实。然观其篇末说武安侯死时，竟有冤鬼来索命，即可知篇中所言，亦仍不可尽信了。”（44）《史记》的人物传，多可做如是理解：事“不可尽信”，但“形相”却是“穷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