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定相：《史记》的思维类型
    事实上，现代的史学研究者也不完全忽视或贬低《史记》的艺术成就。有称《史记》为形象化的历史，或称赞其著史中的美的追求，等等。但是，肯定作为史学的《史记》的艺术特征，不仅未使问题消弭，反而更为突出，这就是：作为思维方法与思维取向截然不同的“科学”与艺术何以能在同一著作中合一？即便是一种原初合一，那么，这种合一形态的思维方式又是如何？
    置于史学领域，这里的问题有似于西方文化中一直争辩的“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而在持“文史不分”的态度的中国古代文人那里，这又是不曾作为问题的问题。
    使近现代人认为矛盾着的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能够互容合一，在于《史记》的那种具有汉文化特色的思维方式--定相思维。定相，是金克木先生在用中国传统文化阐释格式塔心理学时提出的概念。他解释说：“我觉得所谓‘格式塔’或‘完形’，在中国话（汉语）中，可以说为‘相’；所以用‘格式塔’观点研究可以说是‘定相’，简单说就是认其‘相貌’。这是观其整体，而不是仅仅用分析和综合之类的方法。大概可以说是定性、定量之外的‘定相’。其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用的观点。特别是在美学传统中更为常见。古时人的许多说法和想法都是由观其‘相’而来的，可以说是格式塔式的。”他又指出，“科学要表现差别中的一律，艺术要表现一律中的差别，‘格式塔’观点却企图又科学又艺术，仿佛是要结合二者，所以‘定相’很难。”⑩西方文化中关于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也集中在一律（普遍性）与差别（个别性）的关系上，如李凯尔特所说，“过去有人说，历史学或者表现个别性，因而变成艺术，或者是一门科学，因而必须采用普遍化的方法。”（11）但在《史记》中，却看不到科学与艺术的二难。据此，是否可以认定，它是与西方传统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思维方式即定相思维的产物？
    很明显，《史记》不属于定性或定量思维，总体上，却显示了定相思维或“格式塔式”的一些特点。
    （1）整体性。整体性的观点是格式塔或“定相”的思维方式的首要原则，而且，这种整体性乃是先于部分而存在并且制约着部分的性质和意义的（12），其整体性认识也不是由各部分简单相加而来的。
    《史记》对整体性的追求，表示出一定的自觉。司马迁概括《春秋》以降各家学术时认为，“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始终；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13）而要“综其始终”、“一观诸要”，就必须对社会历史（天人与古今）作整体性的把握。
    《史记》所表现出的整体性，远不同于通史意义上的全部或“整个”。与今天的通史不同，《史记》若去掉几传，固然会失却对该传所叙史实的认识，但对文本和其所把握的认知结果的整体性，都不会有严重损害。前者如当时曾缺几篇而后由褚少孙等续补，缺时并未影响《史记》自身作为一部有整体性的著作的存在；后者可试想，如果去掉战国四君子传之一二，读者仍然可从其他传中获得有关战国喜士养士之风的整体认识。因而，《史记》的整体性不仅是外部形式的，更主要是对应于历史存在本身的认知内容上的。从思维的角度看，《史记》为各色人物立传，正是有利于对历史作整体把握；而《史记》诸体裁，也恰好从纵、横、点、面等不同角度，描绘了社会历史的完整“相貌”。
    具体到各人物传，每传都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相貌”。相对于《史记》的整体，各传所描绘的人物都只是部分，但这些部分又不是被销溶在整体中，而是自成一体的“完形”。这与其生存实际相一致。由于各传相对自成一体，组合成书，形式就相对松散，而内容上仍是一个整体。
    （2）综合性。综合性是与整体性相联系的又一特征。格式塔理论并不一般地反对分析，“所反对的只是那种把整体分析为孤立的部分，然后再用孤立的部分来说明整体的研究方法和观点。”（14）金克木先生对定相思维的这种综合性作了更具体的解释：“我们并不是将一个人分为许多部分再综合起来去认识他的，反而是一看就能认出他的整体特点，不论他怎么改装也认得出来。”（15）显然，这种认识方式是能够运用于以人为对象的历史学的，因为人是最具个性的对象，最需要综合把握其整体特点。
    这种区别于先分析而后再综合的综合性思维形式，可称之为“前分析综合”。它有似于列维-布留尔所说的那种“原逻辑思维”。布留尔把包括东方各民族在内的“非地中海文明”各民族的思维方式，称之为“原逻辑思维”，他说：“原逻辑思维本质上是综合的思维。我是想说，构成原逻辑思维的综合与逻辑思维所运用的综合不同，它们不要求那些把结果记录在确定的概念中的预先分析。”（16）对照《史记》，其中恰好是在没有预先分析的情况下，描绘人物人生历程中的独特之处，而不是作了功过是非好坏善恶的分析后再组合起来交给读者。今天的传记，多是把人物的生平（事）、思想（言）分解开，或再分为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等方面，然后加以拼合，这完全是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是分析后的综合和逻辑归纳。
    顺便一提，布留尔曾读到《史记》的法译本，司马迁“这位中国史家的独特的、与欧洲背道而驰的思维方式”使布留尔“大为惊讶”，由此激发他对“非地中海文明”各民族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全面研究（17）。
    （3）特点明晰，边缘模糊。定相思维或格式塔式的思维形式，目标不在于了解对象的全部细节，而在于把握对象的整体样式，因而其认知结果在突出特点的同时，相对模糊了边缘部分。这一特点，恰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所共有（18）。
    《史记》“爱奇”，首先是以奇异人物入传。司马迁在《三王世家》中说，“自古至今今，所由来久矣。非有异者，故弗论著也。”在《张丞相列传》中又说，“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於当世者”，不在记述之列。整个七十列传入传者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於天下”（19）。因为在他看来，“古者富忠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20）就整个社会来说，突出了奇异非常之人，那些平常人就相对模糊。
    入传人物，又重在其与众不同的奇异之处。《自序》中，各传的独特处，已分别作了概括。他们或是“末世争利，维彼奔义”，或“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或“好客喜士”，或“以身徇君”，或“能摧刚作柔”，等等。与突出人物特点相对应，入传人物的非特点部分，亦即与他人相似之处，就相对模糊。
    《史记》的写作在材料安排上，也体现了此点。在本传中，以能够突出该传人物特点的材料为主，该人物在他传中提到时，便多为非特点方面，因而对于该人物在《史记》中的存在，就属于相对模糊的部分。
    对司马迁采撷奇人奇事入史，自扬雄称之为“爱奇”，后人多有评论。其实，爱奇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认识方法。因为无论对于人自身的社会历史存在来说，还是对于史书的读者来说，正是那些与众不同的奇特之处，才更有意义、更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