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首先是以伟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载入史册，著称于世的。徐霞客对于地理学的记述和研究，反映了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传入前，我国地学的水平，具有里程碑性质。这是我们对徐霞客一生论述的贡献中，首先应该肯定的。然而，我们还要注意到他对历史学所作的贡献。尽管，这种贡献较地理学稍次，但也是不能忽视的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
    《游记》是一部实录性质的历史著述
    游记的史学价值就在于它是一部实录性质的历史著述，是明末社会情况的直接信史和忠实记录。它不仅记录了当时的政治、民族、阶段斗争的情况，也记录了手工业、农业、商业、宗教，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向我们展现了从江南水乡到西南边疆的社会生活和风俗的长卷。它弥补了“正史”所难以反映的社会底层生活情状的缺陷，并且把历史研究扩展到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领域，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和知识面。
    首先，《游记》比较客观地描述了现实的阶段斗争状况。明末农民起义的资料不乏记载，但南方农民起义的资料较少。《游记》如实地记录了他在南方旅行中所见所闻关于农民起义的线索，起到了补充或印证“正史”的作用。
    例如，《游记》所记，崇祯十年（1637年）十月三十日，徐霞客在湖南宁远获悉，宁远之高梁原，“为盗贼渊薮。二月间，出永州杀东安县捕官，及杀掠凉水湾、博野桥诸处，皆此辈也。出入皆由牛头江，必假宿于韭菜原、蟠龙洞，而经九疑峒焉。其党约七八十人，有马二三十匹，创锐罗帜甚备，内有才蓄发者数人，僧两三人，即冷水坳领上庙中僧。又有做木方客亦在焉。”（见朱惠荣校注本《徐霞客游记校注》第26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下引文同此书，只注明页码）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出这支农民武装的规模、活动方式、装备、人员构成等方面的内容。
    同月初八日又记，当他行经楚粤交界的黄岑岭，游完野石岩时，“方拽襄就道，忽北路言，大盗二百余人自北来。主人俱奔，襁负奔避后山，余与顾仆复携囊藏适所游穴中，以此处路幽莫觉，且有后方穴可他走也。余伏穴中，令顾仆从穴旁窥之。初奔走纷纷，已而路寂无人。久之，复自北而南者，乃下问之，曰：‘贼从章桥之上，过外岭西向黄茅矣。’乃下岩南行，则自北南来者甚众，而北去者中不前也。途人相告，即梅前司渡河百四十名之夥，南至天都石坪行劫。”（第275页）次日，徐霞客“询之土人，昨流贼自章桥北小径，止于村西大山丛木中，经宿而去，想亦有所阚而不敢动也。”（第277页）这支农民武装宁愿露宿“大山丛木中”，不扰百姓。徐霞客笔下的“流贼”，并不都是青面獠牙、可恶可恨的。
    徐霞客在旅游中，先后四次遇盗，二次被窃，耳闻目睹的盗警及被盗现场达31次。可见这一时期，社会已经动荡不安，所谓“盗贼蜂起”，农民起义遍及各地，并不虚言。
    其次，《游记》描述了西南各兄弟民族生产、生活和保卫边疆的动人事迹。
    西南边疆在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徐霞客游历经过了瑶、壮、苗、布依、仡佬、彝、纳西、白、回、傣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游记》对这些民族的生产、生活和斗争，都有叙述。
    《游记》记述居住在云南保山大寨的彝族同胞，生活艰苦，“所居皆茅”，但勤劳刻苦，垦山种地，“五鼓辄起，昏黑乃归；所垦皆硗瘠之地，仅种燕表蒿麦而已，无稻田也。“主要依靠”煮大麦为饭”。
    《游记》记载徐霞客丽江之行，对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木增有较详细的记录，非常有趣。（江应 教授曾论。“元、明、清土司制度，施行区不限于云南，但以云南境内所设置的土职最多，职官种类也最完备。”（《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司与土官》第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而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是云南三大土府之一，史称“传世最远”，土地广大，而且“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称首云。”（《明史稿》云南土司二，丽江）》游记对此作了很好的记录。
    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二十二日，徐霞客应木增的邀请去丽江，经过四天旅程，他们于二十五日进入丽江辖区，遥望漾共江深峡两岸峰峦层叠，一条道路通向山脊，脊上有雄关高扼，状如锁钥，就是出入丽江必经之地的邱塘关。没有木土司的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关，即使是皇上的诏命也只送达此地而止，显示了土司的威严和割据性质。对此，《游记》记录，“扼丽江南北山之流，破东山之峡而出为漾共江，此山真丽之锁钥也。丽江设关于岭脊，以严出入，又置塔于东垂，以镇水口。……出入者非奉木公命不得擅行，远方来者必止，阍者入白，命之入，乃得入。故通安诸州守，从天朝选至，皆驻省中，无有入此门者。即诏命至，并俱出迎于此，无得竟达。”（第929页）木氏所居之天生寨，“居此二千年，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第9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