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史记》的评价不应低于《水浒》和《红楼梦》。司马迁在民族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应低于施耐庵和曹雪芹，而现在学术界的研究、纪念活动，后者远比前者热闹。这是不正常的。常此下去，会使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失掉宏观控制。《史记》之所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首先因为它内容博大精深语言简古质朴，猎谈资助消遣者不爱读，普及率低；其次因为我们还有旧的教条主义框架的影响。认为它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就不利于实事求是的评价《史记》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上的意义。大家公认，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块里程碑，其所创之义例，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尚罕有大的突破。人们皆知《史记》为中国第一部通史，实际它还是中国第一部全史。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确无愧于一个“全”字。如果说孔子是中华民族文献整理工作的鼻祖，司马迁应是以“原始要终，见盛观衰”为职志的中华民族通史、全史的鼻祖。炎黄子孙都常以“纵横九万里，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在全世界面前竖起大拇指，如果不能进一步深入研究司马迁《史记》这个最早最大的历史文化宝库那是很不合理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做很多的艰苦工作，本文试图从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说明有关上述问题的一个侧面。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不是“圣贤驰骛而不足”，而是“庸夫高枕而有余”，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在“群雄逐鹿中原”的拼搏中立汗马功劳。凭他的光辉家史，完全可以靠交际逢迎争取逐步升迁，而他却要利用公余时间写《史记》。在顺境中他付出了艰辛劳动，“细绎金匮石室之书”，“东渐南浮”；在逆境中，在“下蚕室”之后，他忍受着愚夫愚妇也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而苟全性命于当世，其卓绝的信心和毅力仍然来自要完成《史记》的著述工作。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只要对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有个实事求是的认识，也就容易评价《史记》一书的意义了。
    有的同志说，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通古今之变”，这不全面，而且是舍大取小，舍“道”就“器”。因为其前还有一句话：“究天人之际”。这句话讲的是世界观问题，是理论基础。或以为“究天人之际”的“天”指天帝。这不妥，因为司马迁并不相信天帝，这有《项羽本纪》、《伯夷列传》等篇可证明。八书所记那些似乎很玄的问题也可以从侧面作证明。司马迁所说之“天”应是苟况《天论》之“天”，也就是《易》道中之“天”，这两种书中的天都不指天神而指自然规律，其义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逻辑铁则”相同。“究天人之际”就是探讨自然规律是如何支配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发展的，这是他“原始要终，见盛观衰”的理论基础。
    有的同志说，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就是“继春秋”：“他从为封建地主阶级制定道德纪纲的立场出发，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要象孔子作《春秋》那样，显示褒贬和爱憎。就是‘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因为是非、善恶、贤不肖等等，都是有阶级内容的，他的标准只能是封建地主阶级即统治阶级的政治道德标准”。（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119页）。 这种见解也有商榷余地。且不说把自幼“耕牧河山之阳”的司马迁的地主阶级立场突出到那种程度是否恰当，单就把《太史公自序》所陈作《史记》目的砍头断臂又裁去下肢，只抽出中间的四分之一来作论断，这显然是断章取义。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读《史记》及有关资料，应该承认司马迁是一个有理想有道德的人。他不甘心碌碌无为虚度此生，他不屑于阿谀权贵苟图荣宠。他以有光荣的祖先而自豪、他深怕自己有辱乃宗。他的为人处事准则是“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他自己定的作人样板是周公；他之所以定周公为样板，是因为周公“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爱及公刘，以尊后稷”（《自序》）。从此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家族有崇高而坚厚的责任感。这是他不畏艰辛，含垢忍辱坚决完成《史记》著述的动力之一。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又是怎样的呢？这就需要借助他自述的写《史记》的目的来评价了。
    司马迁写《史记》是目的明确、观点清楚的。《太史公自序》中对每一篇的目的都有具体交待。在各《本纪》、《世家》、《表》、《书》、《列传》的序言、赞语中。都更清楚地亮明了他自己的作意，文繁不赘。不特此也，他写《史记》还有纲领性的总的目的观点，这些总的目的观点，都和各类各篇的目的观点互相协调，互为补充。从中可以认识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态度。
    大家公认司马迁写《史记》是因物赋形“口无择言”，因而他对目的的表述也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而采用不同的语言形式。举例来说：
    “述往事，思来者”是其一；
    “原始要终，见盛观衰”是其二；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其三；
    “绍明世，明《易》道，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是其四。
    上述诸例，因其所从入之角度不同，看来是四。而就其实质含义而言，仍须归而为一。所谓“述往事，思来者”就是要用历史的眼光看看中华民族的过去和未来；所谓“原始要终，见盛观衰”，就是要认清中华大地社会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变化发展的轨迹，从中找出治乱兴衰的原因，给人以启迪，给人以切实的经验教训。相比之下，下面这段话，总家事、国事、天下事于一体，阐明艰苦恣睢以著《史记》的用心，最为明切，最为具体，最为严肃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