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明《易》道，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这里所谓“绍明世”，自然是指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达成昌明隆盛之邦。他所要“绍”的“明世”很可能就是“五帝”、“三王”、《本记》所记述者。“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守，各成法度……”，“五帝”全是“明世”、盛世。自“维禹之功，九州攸同”至“幽厉昏乱，既丧酆鄗，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三王”有明有暗，有盛有哀。单从五帝三王本纪看，就有“原始要终，见盛观衰”的借鉴作用。
    这里所谓“明《易》道”，就是要通过历史事实阐扬“法天则地”的重要性，强调按照天地间的自然规律，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铁则来处理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太史公自序》里至少两次宣称“伏牺至纯厚，作八卦”；又曾多次以充分肯定的口气宣扬《易大传》观点。而《易大传》则特别强调“《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明《易》道”就是宣扬“法天则地”；不“法天则地”就不能“绍明世”。这样解释《易》道，势将惊世骇俗，下文另有解说。
    这里所谓“继春秋”，就是继孔子写《春秋》的原则，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五伦（即五种社会政治道德规范）为准绳，来评价社会历史人物的是非。这“五伦”是周公在“稽古流传，道法大备”之时，参照“四圣遵序，各成法变”和“殷因夏监”的经验，损益古礼而成。司马迁之前，人们就依此来处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上起过良好的作用；沿袭千年来，在社会舆论上很有权威。所以孔子作《春秋》能使“乱臣贼子惧”。司马迁要“继《春秋》”就是要使《史记》也能起这种作用。这里必须说一些与评价《史记》作意有密切关系的题外话。就是应该怎样认识先秦儒家提倡的“五伦”。有的同志把它和西汉中叶根据荀韩学说制定的“三纲”混为一谈，解释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这不妥当。这和司马迁本人的理解不一样。他在《自序》中说：“夫不通礼之，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从《论语》《春秋》《孟子》等先秦正统儒家文献的有关章节看，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君必需具备君德，恪守君道；臣必需具备臣道，恪守臣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亦莫不皆然。孔子曾想支持“以费叛”的佛肸。又曾要求弟子们对盲从主子的冉求“鸣鼓而攻之”。孟子也说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话，可见先秦正统儒家认为“君不君”，既可叛又可诛。其余四伦类此。窃以为司马迁的继《春秋》以正《五伦》，使“乱臣贼子惧”，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起码在阶级社会消灭以前，齐景公的体会即“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仍不可忽视。唯需如“四圣遵序”之“各成法度”，按照马克思主义加以因革损益而已。
    这里的“本诗、书、礼、乐之际”当与“继《春秋》”连作一片看。据章学诚的《易教上》，自汉至清，以经世济人为职志的学者都承认《诗》《书》《礼》《乐》《春秋》是先王之政典；这些政典之形成都不是为著书而著书，都是就与社会兴衰治乱问题有密切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即事而言其理。既以《春秋》笔断是非。当然必须以《诗》《书》《礼》《乐》之具体运用为依据。《自序》讲得很清楚：“尧舜之盛，《尚书》载之（亦不废桀纣之衰）；礼乐作焉（亦不废桀纣礼乐之坏）；汤、武之隆，诗人歌之（诗人亦未放过幽、厉之替）。《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春秋》推三代之德”是近代学者很少注意到的一个问题，这难免影响其对司马迁《史记》作意的深度和广度的理解。为了便于弄清这一点，谨抄录先秦思想家伊文的一段话：
    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故仁以导之，义以宜之，礼以行之，乐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齐之，刑以威之，赏以劝之。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礼者所以行恭谨，亦所以生惰慢；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纂；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赏者所以劝忠善，亦所以生鄙争。凡此八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世，非自显于尧舜之时，非自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治；失其道，则天下乱。
    荀子《天论》讲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用之以治则吉，用之以乱则凶。”此说可与尹文之论相发明。司马迁的“本诗书礼乐之际”，就是认识历史事实，必以对诗书礼乐为依据，但又必须因地制宜，不可看死。“际”者，交叉之点线，所当审势损益申缩之处也。有人说诸葛亮的治蜀名言“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就是脱胎于司马迁的“本诗书礼乐之际”，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司马迁几经琢磨，理会了家族民族交给的伟大使命，又以“小子何敢让焉”一句掷地作声之言，承受了艰巨重担。青中年时代“东渐南浮”，备尝艰辛；受宫刑之后，奇耻大辱不足以挠其志。这种精神情操，是可歌可泣的。而其所考虑所表达之范围，言时间则远于黄帝，近及汉武；言空间则上自天文，下及地理，中述华夏而兼及四裔；言事类则《本纪》《世家》以见治乱兴衰之道，《书》《表》《列传》以明性命成败之理，真可谓融天道人事于一炉。善读史者，尽可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三要素从“述往事，思来者”，“原始要终，见盛观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个角度去认识《史记》，则对《史记》作意与内涵的评价，应比现在一般人的评价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