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曾以不同形式在多处自陈《史记》作意，而以“绍明世……小子何敢让焉”一处最庄严、最明切、最具体。“绍明世”是其愿望，“继《春秋》……”是其亮明决不违背民族传统的坚定态度。“明《易》道”则是要宣扬发展中国的最古老的哲学传统，即中国文明的理论基础。“述往事”何以能“思来者”？这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到一种规律，即《易》哲学阐明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道。“原始要终，见盛观衰”是《报任安书》中的提法，时在“下蚕室”任太史命之后，思想更成熟，提法更简赅，抽象程度也最高，所以也最容易使观点各不相同的读者“千百其意焉”。
    令人骇怪的是，解放以来学者研究《史记》的作意都避而不谈“明《易》道”。这可能是因为《儒林传》中有“《易》为卜筮书，得不毁”之说；卜筮是唯心迷信，而宣扬唯心迷信是错误的。由古至今，以为《易》为卜筮书的人很不少。《易大传》《周官》《国语》《左传》等书都有以《易》卜的记载。朱熹的《周易本义》还附有《卜筮仪》。但是就两千多年来为数近千家的《易》学专著看，《易》的主要作用不是卜筮，而是阐明宇宙的本源及其间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混沦初开，生出阴阳二气。即两种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力，然后，“有天地，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见《九家易》）。这就是所谓的“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这个先民早已抽象概括起来的公式（冯友兰称之谓“宇宙代数学”）的实际含义。去年庞朴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把中国的“五行”和“八卦”卦象加以砍削，以附合于古希腊哲学的“地水风火”，并以之为《易》学的宇宙本源，这不一定符合《易》哲学的实际。《周易本义》在《大传》注中说：“有理乃有气，有气乃有数，”“万物皆数也”。他是在解释《易》道时说这番话的。这番话看似玄虚，实有至理。我读过的古今数十家《易》学专著都是从“道”“理”“气”“数”四个基本方面对天时、人事进行研究的。道（自然规律）-→理（必然趋势）-→气（“由静趣动，自无入有，兆而未形”的象）-→数（物之成形条件即各种制约性数据）。《易》哲学以此为天下万物“生、住、异、灭”的本源与动力。它以为“天地一阴阳，物物又各一阴阳”：万事万物皆以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阴阳二“力”的消息及环境条件的制约而形成、生长、发展、变化。这种认识与我们现在坚持的马列主义辩证法只有精粗之分，而无根本背谬之处。《易》学是主张“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的。这就是《天官书》中“太史公曰”段所说：“……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口耳孤传到宋代始公诸于世的《伏牺六十四卦图》（包括平图、方图、圆图）实际是先民观察天象与四季变化关系的总结记录。这是游牧与农业时代必须集中力量精心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相信司马迁的“伏牺至淳厚，作八卦”的说法。“至淳厚”就是具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毅力。《自序·律书序》还说“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间不容秒忽”，这应该是他改造古历为太初历过程中的经验体会。黄帝造甲子诸说，有人以为先民思想必极简单，“无徵不信”，但是根据“例不十法不立，例不十法不破”的准则，只信文献记载，不信口耳相传，也未免武断。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曾细致地考究古代夹心镜的制作方法与理论，终无所获。他说，“古人纯朴，制作多密；今人性粗气浮，或不能精”。我在杭州西冷公园看过“汉洗”以后，深有同感。尽人皆知，创造电子计算机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数学上的二进位制，而二进位制是来布尼兹在钻研“伏牺六十四卦”的逻辑规律过程中悟出来的，李政道、杨振宁先生回国讲学曾一再呼吁认真研究《易》八卦，以前有人曾以针灸、气功为唯心，盲目加以排斥，现在已证明是个错误。可见用先验主义理论框架，不加深究就乱贴标签，危害很大。
    司马迁写《史记》以“明《易》道”为主要任务，这在《史记》的各体各篇中都可看出来，“八书”更为明显。《礼书》：“唯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见《自序》）这是要通过古今礼制变革，来说明《易》哲学的“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见《易大传》）。《乐书》：“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自雅、颂声兴，则已好郑卫之音；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音、乐上的邪与正。自始至终如阴阳二气之对立依存）……比《乐书》以述来古。作《乐书》第二”。（见《自序》）“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见《乐书》）这是从乐舞发展史上说明《易》哲学的人事，政治相互依存制约关系的。其余之《律书》《历书》……类皆如此。
    例如：《日者列传》记司马季主把自视颇高的宋忠和贾谊批驳得“忽而自失，芒乎无色，帐然口噤不能言……”，狼狈有如《庄子·盗跖》所述见盗跖后的孔子。而司马季主所言，全是“明《易》道”。写《扁鹊仓公列传》目的在说明“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序，弗能易也”。其所守之“数”，与后世“弗能易”之“序”全是《易》哲学中“道→理→气→数”之序与数。这是通过古代中医学发展史以“明《易》道”。写《孙子吴起列传》目的在说明“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与道同符”；此“道”即《易》道，这是在古代军事学上“明《易》道”。《孙子兵法十三篇》早在唐代已被郑友贤公开宣称为“兵家之《易》”。列传“明《易》道”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再多举。
    《易大传》在阐释“爻变”理论时，特别强调“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司马迁写《史记》大量采用“互见法”，随宜创造体例；写列传或单或合，使人与事都体现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易》学规律。不能说其中没有“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这种通变法则的影响。这是在创例实验中“明《易》道”。
    中国古代哲学和史学大都以社会政治的“治乱兴衰”之由为主要研究对象，司马迁也不例外，在这一点上他的“明《易》道”的目的表露得更为明显，论六家要旨以“《易大传》……”开头，所谓“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其“一致”与“同归”皆指推治乱兴衰之由使天下达到大治；进一步说，即“同归”于《易》道，“一致”于《易》道，以《易大传》为代表的儒家《易》以讲社会人事上的吉凶祸福为主，集中到王权政治上，则只有一段言简意赅的话：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人，朱本作“仁”，此从吕本）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