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帝王的首要条件是本天地好生之德，惠济苍生，王位（权）是帝王之大宝；如有德而无位，则德无可施。众庶拥戴是保持王位最基本的条件；帝王与众庶“亦一阴阳”，互相依存，无众庶便无所谓帝王。在上述前提之下，帝王的职责只有三项：理财--发展生产，保障物质生活条件；正辞（正名）--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官各有其名，有其名者必须有其德与才，消除“鹊不为鹊、鸟不为鸟”的贤愚无别、吏治昏乱现象；禁民为非--“牧马者，亦去其害而已矣”。为非者（害群之马），或教之，或罚之，甚或杀之。不为非者，则听之任之，使各尽其性。这样的王权王责真是“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这近乎一种“乌托邦”，但作为学者的一种愿望，一种理想，它却一点也不坏。司马迁以“绍明世，明《易》道”为职志，不惜含辛茹苦，含垢忍辱去完成《史记》，也正是如此。他写《本纪》《世家》《十表》《八书》和《列传》都以此为主要指导思想，他的“原始要终，见盛观衰”，都以此为主要准绳与归宿。在司马迁的书里，五帝三王之所以兴，桀、纣、幽、历之所以亡，秦王朝之暴兴与暴亡，以及“文景之治”之所以成，都可以而且必须从上述《易大传》“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段话中找到最合理的证明。这是《史记》“明《易》道”的较具体较易于理解的方面。如欲从《世家》中找到例证，则可以先研究《汲黯传》，特别是其中的“宏大体不拘文法，”与“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如欲从《合传》义例中找证明，则可以先研究《管晏列传》中：“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其术相反，其功则同，因为《易》道政治学只要在有德、有位、能得人的前提下，做好“理财”、“正辞”与“禁民为非”三件事。
    据上所述，班固说司马迁“尚黄老”是对的，黄老之学是《易》学之一支；其术以“无”为本，始于“太极”，终于“太极”；其政治学就是《易大传》的政治学，说司马迁“贱六经”则不对：《易》为群经之首，司马迁以“明《易》道”为一生最大职志，何况还有“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对孔子的推崇已经无可复加了。司马迁批评的“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只是儒家末流之敝，也许就是直指公孙宏、桑弘羊等冒儒术之名，以苛细苟阿宠荣，以苛细穷民，所搞的那一套；如孔子治单父也是那样，就万难奏效。韩愈以儒学“圣圣相传”的接力站长自任，其实他不深通儒学。如果他了解化而裁之之“变”，推而行之之“通”，他就不会写《原道》闢佛老，因为他所闢的只是以“妖僧妖道”为代表的佛老末流之敝。儒家也有末流之敝，其代表人物为“乡愿”，他应该先闢乡愿，因为他们大都掌权，所以危害社会政治甚于妖僧妖道。“原”老，应原到《易》道上。《金刚经》曰：“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等差。”可见，就其根本立脚点而论，佛道与《易》道初无二致，章学诚《易教下》曰：“佛氏之学，来自西域……反复审之，而知其本原出于《易》教也。”罗根泽在《古史辨》四册序言中有个论断，大意说，中国文化到清末已成了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文化。他虽未谈到三家本原皆出于《易》教，但是如果排除三家末流之敝与手段方法上的差异而衡以之“一改百虑，同归殊途”，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与要求，的确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三家都强调自强不息，舍已从人，与人为善，不过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在世界观上，这三家都主张从无到有；关于万事万物的本源，儒、道二家都说是阴阳二气的激荡，释家则说是魔与道的搏斗，二家都承认世界是“新新不已”的；释家的“生、住、异、灭”连续起来就是儒道二家的“穷、变、通、久”。追求的目标，儒家是“逍遥”，释家是“极乐”。说法不同，手段亦异；但就实质而言，都指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富裕，互相友爱的理想社会。那时，世俗社会不再是“苦海无边”，不会再有人出家为僧或入山修道；门户之见消释，缺少了对立面。儒家也将不复存在了，那才真是“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而此种美好世界只有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这种世界的确是崇高而有无比的魅力，但是，求其实现需有很高的哲学。东西方哲学必须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但我们必须认准矛盾的主导方面，辩证唯物主义是当代最先进最有威力的哲学，就其宇宙观和认识论的基本点来说，它和《易》哲学相通之处甚多，背违之处则无。当前急需哲学研究工作者排除对《易》学的偏见，不把暂时未懂的术语和道理武断为“唯心鬼话”，“探迹索隐，钩深致远”是需要一番苦工的。严复译《天演论自序》、苏渊雷《易通》、周士一、潘后明《周易同契新探》等书，对此已有很好的开端。他们都承认《易》道是先民经过观察、验证而形成之世界观，且已把“阴阳”与“动力因、质力因”挂钩，进行对比研究。我们经过辛苦钻研把《易》道和辩证唯物主义沟通起来，丰富它、发展它，从而形成具有中国文明特色的辩证唯物主义。他的威力必将比现在大得多。我们的祖先没有现代技术设备。但在几千年就发明了干支记时法、指南针、木鸢、炼丹术和火药等等令西洋人惊叹不已的东西。中国的医药、针灸和气功，其方法和理论之玄妙至今尚不可以科技手段作验证。而它们都是《易》道的产物，他们的祖传秘籍都从“太极图”讲起，便是明证。依此推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中国式的辩证唯物主义，用以迎头赶上西方暂时先进的科技水平，也不是绝无可能的。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真理太多了，人们不应该有民族自卑感，更不应该划地自限。
    从这个高度去理解司马迁为“明《易》道”且写成《史记》，可以认识得更为广阔、更为深刻。如上所述，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就已在《本纪》《世家》据《易》道而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一种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规律性原因--或兴或衰，只看有位者能否处理好“理财”、“正辞”、“禁民为非”三件事。
    《平準书》是中国第一篇政治经济史。他用历史事实描述了自秦皇至汉武的经济政策的变迁过程，及其与政治、军事、社会风气的相互影响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已隐约可见。他是根据什么哲学而有此等识力的呢？请看他的结论：
    太史公曰：……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
    这仍是《易》哲学。刘彻是个不肖子，骄奢淫逸。穷兵黩武使他耗尽祖先留给他的富厚家业。财政拮据，就无视经济规律乱改政策。他不能“正辞”（滥用桑弘羊去打击卜式）以“禁民为非”，当然也达不到“理财”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