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随身宝》“《流子》刘协注”一则，不宜估计过高
    敦煌遗书《随身宝》中的“《流子》刘协注”一则，王重民径谓“知必系‘《刘子》刘勰着’矣”（见《敦煌古籍叙录》一八六页）。殊嫌武断。又谓《随身宝》“所记经籍一门，均系当时最通行之书，不啻一部唐人《书目答问》也”（同上）。更是比儗不伦。顾名思义，《随身宝》盖通俗读物，其书元代尚在农村流传，塾师以课童蒙者。由於质量关系，曾被列为“禁约”书之一。《大元通制条格·传习差误条》（卷五）有如下记载：
    至元十年（一二七三年）五月，大司农各道劝农官申……外据村庄各社请教冬学，多系粗识文字之人，往往读《随身宝》、《衣服杂字》之类，枉误後人，皆宜禁约。
    可见《随身宝》的内容原是有问题的，流通受到限制，绝非偶然。它後来失传，大概与本身的质量有关。
    近托友人摄得《随身宝》卷子（伯二七二一号）影本一分，反覆研阅後，的确有质量不高之感。空谈非徵，这里拟专就“《流子》刘协注”一则那段为例，看它是怎样列举经史的撰人或注家的：
    经史何人修撰制注史记司马迁修三国志陈寿修春秋孔子修杜预注老子河上注三礼孔子修郑玄注周礼王弼注离骚经屈原注流子刘协注尔雅郭璞注文场秀孟宪作庄子郭象注切韵六法言作毛诗孝经论语孔子作郑玄注急就章史献撰文选梁照明太子召天下才子相共撰谓之文选汉书班固撰修典言李德林撰之尚书孔安国注尚书几家书虞夏商周作兔园策杜嗣先撰之开蒙要训马仁寿撰之千字文锺繇撰李暹注周与嗣次韵
    这段卷子写的不到五行，列举的书只有二十多种，不仅杂乱无章，而且还有接二连三的错误。无论内容和形式，都不能与《书目答问》相提并论。如“三礼”本包有《礼记》在内，而《礼记》汉代始有其书，孔子怎能预修？屈原赋《离骚》後，几时为之作注？《毛诗》《论语》两书，谁说是孔子所作？（“《周礼》王弼注”的“礼”字应作“易”，可能是钞写之误）连历代尊崇的儒家经典和文学名着的作者都缴绕不清，全书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就“《流子》刘协注”一则来看，“注”字也值得怀疑。在前面所录的经史书目中，“注”与“修”、“作”、“撰”、“撰修”和“撰之”（当中就是没用“着”字）既区分得那么明确，则“注”是专指注释，理应与上下文的“《老子》河上注”、“《尔雅》郭璞注”、“《庄子》郭象注”的“注”字同。但刘勰注《流子》的事於史无徵，不知《随身宝》作者何所据而云然。这就不难看出，“《流子》刘协注”原文本身是有问题的。因此，我们对它不宜估计过高，只好存疑俟考。（王重民以“刘勰注”为“刘勰着”，未免过於武断。因为“注”与“着”涵义既殊，音读亦异，绝不能以意逆志地把它等同起来。）
    八释慧琳《高僧传·释僧柔传》刘勰条《音义》，未必可信
    释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对刘勰曾简介过两次。《高僧传》八刘勰条《音义》云：“刘勰，梁朝时才名之士也。着书四卷，名《刘子》。与刘蟉等皇枝贵族也。”（卷九○）又《弘明集》八刘勰条《音义》云：“刘勰，人姓名也。晋桓玄记室参军。”（卷九六）
    同一刘勰也，《音义》相隔仅五卷，忽而刘勰为刘宋皇枝贵族（刘宋宗室确有刘勰其人，亦字彦龢［古和字］，见《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这两个刘勰的姓、名、字虽同，时代和身世则迥异。刘蟉，卽刘虯［“虯”与“蟉”通］，南阳涅阳人。《南齐书》有传。刘勰，东莞莒人。《梁书》、《南史》有传。他们的时代、籍贯都不相同，亦非皇枝贵族）；忽而又是桓玄记室参军（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误刘勰为晋人［袁州本（卷四）、衢州本（卷二○）皆然］，真是无独有偶）。连朝代、仕履都没有弄清楚，难道他那“着书四卷，名《刘子》”的话，就可以轻信？
    “着书四卷”的“四”字，亦属可疑。唐、宋两代（包括日本《见在书目》）目录书着录《刘子》的，只有十卷（《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见在书目》）、五卷（《郡斋读书附志》、《直斋书录解题》、《见在书目》）、三卷（《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略》、《玉海·艺文类》、《见在书目》）之殊。谁又见过四卷本的着录呢？（《遂初堂书目》不分卷）
    刘勰的身世，慧琳既一误再误，而《刘子》的卷数又有未合，像这样的资料，究竟有多少可靠性？
    九《刘子》不会是刘勰《文集》的一部分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着录羣籍，从晋至隋的目录书，除《七志》、《七录》外，都相沿遵循。《刘子》属子部，刘勰《文集》属集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这是谁都知道的。《刘子》之不能成为刘勰《文集》的一部分，正如刘勰《文集》之不能成为《刘子》的一部分一样。即使《刘子》为刘勰所作，也应像《文心雕龙》那样各自单行，决不会是刘勰《文集》的一部分而收在里面。林、陈两同志认为“《刘子》五十五篇亦属刘勰行世《文集》的一部分”的涉想，显然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