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梁代着录《刘子》的目录书，决不是只有《七录》
    《七录》开始编纂的时间既如上述，那它又是何年完成的呢？《隋志》说阮孝绪“沈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像这样一部多达十二卷（见《隋志·簿录类》）的巨着（梁代的几家目录书，都只有四卷或五卷），肯定是花了不少精力和时间的。《梁书·处士传》说阮孝绪“大同二年（公元五三六年）卒”。假定他的《七录》在卒前一、二年（五三三——五三五年）内才完成，那时刘昼已二十岁（五一四——五三四年［生年据陆心源《三续疑年录》卷一酌定］），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有可能写出《刘子》；《七录》也有可能收入（《七录序》：“凡自宋、齐已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其收录之勤，即可概见）。即使《七录》在阮孝绪卒前几年已完成，後来在不断修订中加上《刘子》，亦属情理之常，无足怪者也。
    梁代另一部目录书着录《刘子》的，是刘遵的《东宫四部目录》。东宫先是昭明太子萧统的官邸，当时已“有书几三万卷”（《梁书·昭明太子传》），是後来编纂目录的主要对象。中大通四年（五三二年）九月，“无所游赏，止事披阅”（《梁书·文学上·庾肩吾传》）的皇太子萧纲作了东宫的主人；想必对图书又有所补充，其中也许就有《刘子》。刘遵是“在东宫以旧恩偏蒙宠遇”（《梁书·刘遵传》）的红人，《梁书》本传虽未提到他撰《东宫四部目录》的事，但《隋志》是据实物着录，当属可信。考遵於“大同元年（五三五年）卒官”（同上）时，刘昼已二十开外（五一四——五三五年），他写成的《刘子》，自然有被《东宫四部目录》登录的可能。
    《七录》也罢，《东宫四部目录》也罢，都可能着录过《刘子》，所以《隋志·子部·杂家类》才有“（梁有）《刘子》十卷”的注语。
    也许有人会问：刘画以弱冠之年能写出《刘子》吗？曰：能。据史传记载：“画常自谓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数十卷书行於後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北史》、《北齐书》《刘昼传》）“制一首赋，以‘六合’为名，自谓绝伦，吟讽不辍。”（同上）像这样一个自负不凡，而又敢於赋“六合”的人，“缉缀辞藻”（同上）而成一部二万九千四百余字的《刘子》，以邀誉干禄，固所能也，亦所愿也。《北齐书》本传谓画“天统中”（五六五——五六九年）卒於家，年五十二（五一四——五六六年）”。是《刘子》成书之後，尚有三十一、二年光景（五三四——五六六年）。渴望“数十卷书行於後世”的刘昼，可能随时进行加工。而且，後来因求秀才十年不得，上书又不见收采（《北史》、《北齐书·刘昼传》），愤世疾俗之言散见各篇，以发泄不满情绪，从这里也可看出个中消息。
    四阮孝绪《高隐传论》崇道重儒论述，不一定是受《刘子》的影响
    崇尚黄、老道家之学，滥觞於西汉初期。武帝定儒术於一尊，两汉经学虽很发达，但研治道家之学者，仍时不乏选。曹魏以後，儒、道兼崇，孔、老并圣的风尚，亦逐渐形成。所谓“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文心雕龙·论说篇》），就是指这一学术倾向说的。如王弼“好论儒、道，注《易》及《老子》。”（《三国志·魏书·锺会传》）何晏“善谈《易》《老》。”（《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引孙盛《魏氏春秋》）向秀“以儒、道为一”，应贞“谓孔、老可齐。”（谢灵运《辨宗论》，见《广弘明集》卷一八）葛洪谓“得道之圣人，则黄、老是也；治世之圣人，则周、孔是也”（《抱朴子·内篇·辨问》）。这些崇道重儒的史实和论述（当然各有所侧重），其时都远在萧梁之前。可见阮孝绪《高隐传论》的主张，不一定是受《刘子·九流篇》的影响。
    五《隋志·子部》各家下论述与《刘子·九流篇》并不相同
    余於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刘子理惑》，曾谓：“《隋志·子部》论诸家得失，与是书《九流篇》说同。以《书钞》相证，其剿袭可知。”次年清写《刘子斠注》初稿至《九流篇》时，满以为可用《隋志》互证。及展卷并观，才发现两书不仅意趣有殊，辞句亦无一相同者，始知上了《四库提要》的当。其实，严可均的《铁桥漫稿·书〈刘子〉後》（卷八）早已论及：“近人编书目者又云：‘《九流》一篇，全袭《隋书·经籍志》之文。’（《四库简明目录》卷一三）《隋志》非僻书，盍覆检之？岂其然乎！”读後，深愧不曾一检《隋志》之过。林、陈两同志认为“《隋志·子部》各家下的论述，与《刘子·九流篇》略同”。大概也是过信了王重民的说法（见《敦煌古籍敍录》一八六页）和未暇覆检《隋志》的缘故吧。
    六《隋志》的作者既未见过《刘子》残帙，也未见过《九流篇》
    《隋志》各类着录的书，为隋嘉则殿所藏三十七万余卷在底柱漂没後之幸存者（其中一部分有残缺）。《隋志序》、《唐六典》（卷六）、《唐书·经籍志·後序》都有明文论述。所以《隋志》四部目录中注有“残缺”、“今残缺”、“亡”的地方，不一而足。《子部·杂家类》於“（梁有）《刘子》十卷”下注一“亡”字，说明原来的那部《刘子》已被漂没。亡而又着录其书，则是据《大业正御书目录》或梁代别家目录书迻录的。魏徵等人修《隋志》时，秘书省既已实无《刘子》其书，他们怎么会见到残帙和《九流篇》？如果《刘子》真有残帙存在，《隋志》何以不注上“残缺”、或“今残缺”字样，而注一“亡”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