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刘子》与《文心雕龙》各有其特色,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 《刘子》与《文心雕龙》是互有不同的特色的。只要将两书各自熟读几篇或细阅几遍,就不难发现彼此之间的差异。 首先,从思想倾向看:《刘子》以道家思想为主,《清神》、《防欲》、《去情》、《韬光》、《九流》等篇最为显着(此《道藏》收入之故。宋濂《诸子辨》:“[《刘子》]其书本黄、老言,杂引诸家之说以足成之。”卢文弨《刘子跋》:“其书首言清神、防欲、去情、韬光,近乎道家所言。末敍九流,《道藏》本先道家,外间本先儒家。观其总括之语,则《道藏》本实据其本书次弟如此。”[《抱经堂文集》卷一二]都着重指出了这点);《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主,《原道》、《徵圣》、《宗经》、《正纬》、《序志》等篇最为显着。 其次,从艺术风格看:《刘子》的文风,属北朝文学范畴,与《水经注序》、《洛阳伽蓝记序》、《齐民要术序》、严辑《全後魏文》和《全北齐文》的艺术风格近似;《文心雕龙》的文风,属南朝文学范畴,与《诗品》、《文选》所选宋、齐、梁各家作品的艺术风格近似。 再次,从语言结构看,《刘子》的文笔整饬、平板,排句多,好缉缀成文(书中缉缀《庄子》、《文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辞句最多。黄震《黄氏日钞·读刘子》[卷五五]的“往往杂取九流百家之说”,周子义《子汇·刘子序》[卷首]的“杂以九流之说”,《四库提要·刘子提要》[卷一一七]的“采掇诸子之言”,都是指这方面说的);《文心雕龙》的文笔流畅、生动、俪句多,善自铸伟辞(《文心雕龙》中绝无像《刘子》那样的缉缀前人着作辞句)。 另外,字句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如《刘子》习用的“由此观之”(六见)、“以是观之”(五见)、“以此观之”(四见)、“以此而言”(二见)、“以此言之”(二见)、“由此而言”、“由此言之”、“由是观之”和“以夫”(五见),《文心雕龙》全书中从未使用过;而《文心雕龙》习用的“原夫”(八见)、“观夫”(五见)、“若乃”(一四见)、“若夫”(二七见)、“至於”(四○见)、“至如”(一六见)、“盖”(句首,五一见)和“耳”(句末,二○见),《刘子》全书中也未使用过。这些字句,固然跟两书的思想内容无关,但却不能忽视它们各自不同的特色。 我们知道,一个作家的作品,由於所写的内容、时间不同,因而作品会有某些差异。举例说吧,葛洪的《肘後方》,跟《神仙传》不一样;《肘後方》、《神仙传》,又跟《抱朴子内外篇》不一样。这是大家所熟悉的。可是,仔细一研阅,它们在艺术手法、语言运用上,还是有相同或相近的地方。再以《抱朴子内外篇》而论,“《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尽管两书的思想内容、写作时间(《外篇》成书的时间比《内篇》稍早一点)各不相同,但彼此的谋篇布局,修辞造句,以及徵事数典,却毫无二致。那么,《刘子》与《文心雕龙》果真出自一人之手,何以会有那些截然不同的差异?因此,个人认为《刘子》决不是刘勰的着作。 综上所述,《刘子》之非刘勰着作已无可置疑。它的实际作者前面曾提到过,即北齐的刘昼。这位埋没已久的作者,最先是由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和袁孝政的《刘子注序》分别提出的。他们的论述虽出自宋人转引(张说见刘克庄《後村大全集[卷一七九]·诗话续集》,袁说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一○],但我们应信以传信。理由是:张书所载,率为“耳目所接,可据者多”(《四库提要·朝野佥载提要》[卷二七]语),其定《刘子》作者为刘画,必然是有所受之的;袁《序》既为注《刘子》而作,定其撰人为刘画,也必然是经过多方考索的。而且,他们是在“咸以为刘勰所撰”(张鷟语),或“谓为刘勰、刘歆、刘孝标作”(袁孝政语)的各种传说中,从不同的角度而作出相同的判断,既非向壁虚造,也不是人云亦云,这就更为可信了。假如认定张书残缺,袁《序》疏阔,而又都系宋人转引,便以为无甚价值,这也是不够妥当的。《太平御览》不就是李昉等人编撰的吗,它引书多达一千六百余种,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失传(可能有些是转钞旧类书),历来从事辑佚、校勘、考据的学者,莫不緃意渔猎,多所取资。有谁把它看成是宋人编撰的书而不珍视的呢! 最後再重复两句:《刘子》决非出自刘勰之手,刘昼才是《刘子》的作者。 一九八六年十月於四川大学庽楼学不已斋 附记:《北史·儒林上·刘画传》称画“河清中又着《金箱璧言》”。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五二)因疑《金箱璧言》或即《刘子》。说虽新颖,但以其时考之,则有未合。河清为北齐武成帝年号,凡四年(公元五六二——五六五年)。当陈文帝天嘉三至六年。这时,梁已亡八、九年了。如果说《刘子》即《金箱璧言》,那么,《隋志·子部·杂家类》“梁有……《刘子》十卷”注语中的“梁”字,就无法解释。可见《北史·刘昼传》上所说的《金箱璧言》,并非《刘子》。同时也说明:古籍不止一个书名的例,是不能适用於《金箱璧言》、《刘子》两书的。明照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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