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随着各卷的陆续出版发行，这部书产生的影响越益深远、广泛。它的深刻的历史见解与独到的史书编撰结构，为世人关注。多卷本《中国通史》是当代史学上的一项创举。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当代学有成就的史学专家，主持各卷的撰写工作，保证这部历史著作在总体上的成功，又使各卷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通史》第二卷的主编是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撰稿人还有张忠培、严文明两位先生。关于苏秉琦先生的史学成就，以及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全书地位的重要性，白寿彝先生在本卷的《题记》中说，苏秉琦先生，“在培养了好几代考古学者的同时，并以考古人类学理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和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帝国道路等理论，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说：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工作发展历程中，我们的作者不仅作了辛勤的耕耘，而且作了卓有成效的开拓工作。他们的理论兴趣更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增加了活力。本卷的完成，在极大的程度上概括了远古时代考古学研究尤其是他们的成果，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地从考古学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没有前例的。这在考古学工作上，也是一项创举。本卷的出版，我相信会在我国学术工作上产生有益的影响。
    这里说得非常清楚，苏秉琦诸位先生在考古学上的重大的成就，一是考古学的突出的具体成果，二是他们的理论兴趣，是他们的深刻的古史观念、对中国原始社会的卓越史识。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使这一卷一问世，就显出不同的凡响，也就是《题记》中说的：“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没有前例的。这在考古学工作上，也是一项创举。”
    一、人类历史的开端与通史的修撰
    从中国史学史上看，一部通史的成就，与这部书的作者对人类历史原点的认识连结在一起，与史学家的古史观念紧密相关；而一部通史的开篇，也就是远古历史的篇章，是这部通史成就的重要的基石之一。
    中国古代的第一部通史巨著是《史记》，这部“史家之绝唱”，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史记》以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贯通了上自黄帝，下到汉武“当今”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但司马迁自己也感到一个遗憾，是文献上的难以考徵，导致对中国远古历史上研究的困惑。他在《五帝本纪》后面的“太史公曰”中说到，《尚书》只是说到尧，百家谈黄帝，但是“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他作了一些实地考察，参考各种文献，“择其言尤雅者”，著成《五帝本纪》。其后，如《韩非子》、《易·系辞》及《列子》等，对中国历史的开端，有过一些描述与某些接近真实的猜想，这些为后世写古史、作通史的学者所采择。如流传下来的中国第二部通史巨著是宋代郑樵的《通志》，这部史著中增加了《三皇纪》，参照、改编了《韩非子·五蠹篇》、《系辞》等，把中国的历史开端推到三皇，以伏羲作为中国历史的起点。
    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自己的通史作品中，采用一些前人的思想资料，对中国上古史，对中国初民状况与初民社会有过一些精彩的议论，郑樵说：“人与虫鱼禽兽同物。”（《通志·六书略第五》）“厥初生民，穴居野处。”（《三皇纪·按》）又说：“上古之时，民淳俗熙，为君者，惟以奉天事神为务，故其治详于天而略于人。……唐虞之后，以民事为急，故其治详于人而略于天。”（《五帝纪·按》）郑樵对国家起源不可能有明确的认识，但是他揣测到最初的统治百姓的“君”，主要任务是祭祀，奉天事神；后来的“君”性质发生变化，“以民事为急”，“其治详于人而略于天”。宋末的马端临在《通考》中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按陶唐氏以前之官，所治者，天事也。虞夏以后之官，所治者民事也。太古法制简略，不可得而详知，然以经传考之，则自伏羲以至帝尧，其所命之官，大率为治历明时而已。”（《文献通考·职官考一》）就是说，太古的官的职能，主要是“治历明时”一类的民事，这和后来的官大不一样。由于资料缺乏与认识上的限制，这些作品虽是我们史学宝库中珍品，但这些思想火花，毕竟还不能使他们的著作成部科学的史著。
    到了近代，随着史学近代化的发生与发展，通史的编纂出现新的局面，通史的作品的数量很可观。这些作品和古代的通史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一是用新的历史眼光如历史进化论等，说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化，一是以新的体裁撰写通史，有的注意到吸收近代考古学的成果。夏曾佑等人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通史、中华二千年史等，写出中国历史的起源，有的通史著作中，写出中国上古史有石刀期、铁刀期，写出古代母权统治、父权统治的历史。但无疑的是，这些通史对中国历史包括上古的历史，没有完整的科学认识，历史阶段的划分缺乏根据；其中相当多的作品，夹杂循环、唯心的历史观点；很多资料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订。通史的著作，较之古代的通史书籍，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又有明显的不足和落后的地方。
    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影响中国通史编修，有几件大事，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中国历史学家认识中国上古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过程，都发生巨大的影响。二是，地下发掘的甲骨文等，经过整理与阐释，开始用于古代历史的研究上。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说他的著作“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要说三十年代史学，这就是三十年代史学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虽说这时郭老还没有着手撰写通史，但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实实在在有意义的大事，为全新的中国通史的编修，打下一个基础。还有一件大事，是中国猿人的发现以及这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对中国历史编纂学产生的影响是相当深远。但是我们的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对这样重大的事件，却是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郭沫若的著作中，同样没有来得及吸收这些重大成果，种种原因，使得中国古史研究与科学通史的撰写，受到限制。苏秉琦在《中国通史》第二卷的《序言》，对中国近代史学这一状况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他说：
    近代考古学从十九世纪后半算起，迄今不过一百年；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刚半个多世纪。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是当代考古学者的重大的使命。记得本世纪初年有的学者曾发出过要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写续篇的豪言壮语，使后学很受鼓舞。说实在的，按照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学科刚刚起步，缺乏资料的积累，要实现这一宏大的理想原是不现实的。从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写出一批有重要意义的中国思想通史、社会史、民族史、通史，以及各种专史。解放以后，通史与原始社会史的研究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其中有不少珍品，这些是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的一个标志。但由于错误思潮的干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理解上的偏差，对国外史学的状况缺乏了解，和一个时期对历史资料的轻视，以及对我们民族史学遗产包括历史编纂学的珍贵遗产的忽视，所有这些都使得古史研究、通史的撰修，受到很大的影响。历史研究出现简单化的倾向，不少通史式的教材与作品，除了观点上的问题外，内容贫乏，编纂形式呆板、单调。随着历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通史的修撰与古史研究有条件来一个大发展，而新的历史形势也要求有正确的观点、丰赡的内容、新的编纂形式与朴实的文风的通史作品，以适应时代的需要；由此要求各种专史、断代史包括上古史的研究有新的开拓、新的发展。这也正如第二卷《中国通史》的《序言》所说的：
    现在不同了，我国考古学和相关的学科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史前考古和原始社会历史的一批成果，积累一些经验。相信不需要多久，将会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智慧和勇气，来弥补恩格斯在《起源》一书末尾所感到的遗憾，真正完成一部中国的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