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通史应当是在理论上有新的建树，在各个方面成为开风气的巨制鸿篇。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的呼唤下产生的。要全面评价这部历史著作，当然是全书面世以后的事，但无疑的是这部书的创作，是一项创举，而且从已经出版的几卷来看，一代史学大家正在努力使这部著作成为时代需要的传世之作。苏秉琦先生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从事自己的工作，“希望本书能够成为这一理想的一块铺路石。”苏秉琦诸位先生撰写的第二卷《中国通史》，确实为全书铺上了一块坚实的基石。一代史学大家正为发展我们时代的新史学，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开拓；这是对老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工作的继承、发展。
    多卷本《中国通史》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从世界历史开端的大背景下讨论中国历史的起步。正如这部《中国通史》的《导论》卷中所说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在世界的总环境中发展的，所以，中国史又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的必要。这就是说，既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来考察，又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来考察。”苏秉琦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正是以这样的眼光提出本卷的理论探讨的要点，也就是中国的远古历史涉及的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是从猿到人，二是从氏族到国家。这两个都是世界历史范围的理论问题，又都是中国远古历史必然要探索的理论。中国历史不是与世界历史毫不相干，但是中国历史有自己的明显的特点，在讨论中国历史地理环境时，本书的作者说：“（中国地理环境）这一情况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和在世界上诸史前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在很长时期都基本上步着独立发展的道路。”（第1页）
    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联系，并不只是说，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行程的相同与区别，同时中国远古历史的事实，又表明中国完全有可能是世界文明起源地之一。作者说：
    现在我们只能这样说，要探索人类的起源，非洲和亚洲是最有希望的地区，其中也包括中国在内。因此有人提出中国（特别是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的摇蓝之一，并不是没有一些道理的。（第3页）
    从这样的角度展示中国历史最初状况，可以避免公式化的研究，避免以一种模式去剪裁考古的材料以写成中国的原始社会的历史。
    《中国通史》努力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写出中国历史一开始就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揭示我们民族历史的轨辙。总主编白寿彝先生还在1983年，说过：“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向全国人民提供正确的丰富多彩的历史书，使他们通过学习历史看到中华民族的前途，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前途。”（《开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世界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本书的《导论》卷开篇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曾经在这块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中国通史》从中国的源头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各民族创造中华民族历史的壮观图景。各族的先民们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开辟草莱，创造历史，摆脱愚昧，在曲折的进程中，从野蛮走向文明。黄河中下游、黄河上游，长江流域以及周边地区的东北、甘青地区、东南与华南地区、西南地区各种文化的接触、影响与融合，先后出现三次文化的重新组合，我们各民族的历史在向前发展。“中国古代文明的根基是深植于遥远的古代的，早在仰韶后期就已经孕育着某些因素，到龙山时代则更进一步，已经露出文明的曙光。”（第三章第三节《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第346页）
    《中国通史》第二卷的开创性工作突出地表现在作者对中国原始社会的理论概括，如本书《题记》所说的是：考古类型学理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和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帝国道路等科学理论等。在后面，我们要作分析。这个理论体系，构成这一卷的精髓，它具体地独到地论说了中国远古从猿到人、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途径。这一卷在各有关的章节中，还十分注意从理论上对原始社会的文化现象等问题进行概括，阐发精见。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神、宗教的起源问题，作者是这样地阐释，说：
    还在人类创造具有剥削、压迫和阶级以前这类现象的社会之前，就已创造了超人类自身及自然而受到人类崇拜的神。人们为了从神那里获得佑护，便侍奉神。随着人类关于神观念的发展，出现了殉、牲一类的祭祀行为，导致神权的产生。同时，伴随宗教活动信仰及宗教行为的日益复杂，先是为了祭祀等宗教活动临时推举出“巫师”，后来，祭祀等宗教行为成了某些人的专门活动，乃至出现了专业巫师。巫师是半人半神，是沟通人与天地诸神的桥梁。至迟，宗教成了某些人的专门的活动起，人们侍奉神的同时，也就要侍奉巫师。既然，剥削、压迫及阶级这类社会现象，是从无剥削、无压迫及无阶级社会中脱胎出来的，那么，维护剥削，压迫和阶级统治的最初那些代表性人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最便利又最能为人们接受的办法，就是从传统中寻找武器，并加以扩充和宣扬。在思想领域内的最好的武器，是已经存在的神权，所以，诸民族的最初阶级社会的那些统治者，不是搞政教合一，就是搞王权神授这类统治把戏，便是出于这里讲的原因。
    基于上述，可知侍奉神、巫师、和统治者，是历史进程中依次出现的三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同时，又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导致这三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结。（第173-174页）这里论“神”的观念产生与变化、神权的产生、宗教的起源、巫师的职能与性质的衍变，是很有见地的。又如在论及城市的出现时，本书说：
    城市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以乡村为依托，靠乡村提给粮食、原料和人力资源，又给予乡村以技术、文化和手工业制品等方面的支持，从而建立起新的社会联系格局。由于城市往往被贵族阶层控制，用作剥削和压迫乡村的工具，所以这种新的社会联系又是与城乡对立的形式所表现的社会分裂而相伴发展的。无论如何城市的发生总是一种进步，因为在那里不但集中了物质财富，还集中了最先进的技术和最优秀的人才，故城市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文明的发生，城市的发展程度往往代表文明的发展程度。不过这一切在龙山时代还刚刚露出端倪，可以算是文明的一线曙光。（323页）作者从城市出现的原因、城市产生的作用、城市的性质发及城市出现在原始社会发展历史中显示的意义，阐明城市与乡村分裂、对立的问题，具有一种卓越的历史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