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自尊、自信、自治
    梁启超曾引用外国人说的一句话，谓“士生今日，欲为蒲柳，斯蒲柳矣；欲为松柏，斯松柏矣”。在梁启超看来，“欲为松柏者果能为松柏与否，吾不敢言；若夫欲为蒲柳者而能进于松柏，吾未之闻也”，一个无自信、无自尊的人是达不到他所要求以上的高度的。梁启超还举孟子的话说，“有是四端（指仁、义、礼、智），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以有为也”。认为自己做不到仁义礼智的人，是自贼之人；不可与这种自暴自弃者交谈，这种人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可见自贼自暴自弃者是难以扶立的。梁启超又说：“夫自贼、自暴、自弃之反面，则自尊是也。是以君子贵自尊。”所谓自尊与自贼自暴自弃者恰好相反。自尊与不自尊也是分辨国民与奴隶的圭臬之一。一国之国民，亦闻天下之危急，亦知国民之义务，但“口中有万言之沸腾，肩上无半铢之负荷”，认为天下大矣，贤者多矣，我不如人，他人“德慧术知，无一不优于我，其聪明才干，无一不强于我，我之一人，岂足轻重云耳”，若一个民族人人如是想，人人如是做，最后无一人因自尊而报国，国家大局终难定矣。可见“为国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资格，则断未有能自尊其一国之资格焉者也。一国不自尊，而国未有能立焉者也”。因此可得出“自尊乃致强之原”，“自贬乃取灭之道”的结论[1]（pp.93～101）。
    “自信”与“自尊”在逆于“自贼”、“自暴”、“自弃”上是相通的，可谓“成就大业之原也”。自信还有坚持始终、不为干扰而动摇之义，即所谓“初时持一宗旨，任一事业，及为外界毁誉之所刺激，或半途变更废止，不能达其目的地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能否保国权，能否兴民权，取决于自信力。国人要人人具有自信力，树立“舍我其谁”的雄心与信念，“居今日之中国，上之不可不冲破二千年顽谬之学理，内之不可不鏖战四百兆群氓之习俗，外之不可不对抗五洲万国猛烈侵略、温柔笼络之方策，非有绝大之气魄，绝大之胆量，何能于此四面楚歌中，打开一条血路，以导我国民于新世界者乎？……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抑何其言之大而夸欤，自信则然耳！”[2]
    “自治”的关键在于“治”，“治”与“乱”相对应。“治者何？不乱之谓。乱者何？不治之谓。”在驳杂不齐的人群中间，每个人只有规矩绳墨于一定的法律，才能确保自己和他人的自由，从而达到人群的自治。而自治能力的大小强弱又关系到享有民权、自由、平等之福的程度，以至能否实行立宪、议会、分治之制度。所以既要注重个人与小群之自治，也要注重大群之自治。绝不能把个人自治视为迂腐琐碎之事，“吾民将来能享民权、自由、平等之福与否，能行立宪、议会、分治之制与否，一视其自治力之大小强弱定不定以为差。吾民乎！吾民乎！勿以此为细碎，勿以此为迂腐，勿徒以之责望诸团体，而先以之责望诸个人。吾试先举吾身而自治焉。试合身与身为一小群而自治焉，更合群与群为一大群而自治焉，更合大群与大群为一更大之群而自治焉；则一完全高尚之自由国、平等国、独立国、自主国出焉矣”。强调自治是要反衬出不自治则自乱的恶果，所以前文有“乱者何？不治之谓”的说法。不治则乱，乱又不可久，便出现“己不能治，则必有他力焉起而代治之者。不自治则治于人，势所不可逃也”[1]（pp.69～75）。
    4.尚武、进取冒险
    梁启超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缺乏尚武精神对一个民族来说是一大耻辱。中华民族乃“神明华胄，开化最先，然二千年来，出而与他族相遇，无不挫折败北”而蒙受耻辱。尚武既要讲究尚武形式，更要讲究尚武精神。欲养尚武精神，则不可不备具“三力”，即“心力”、“胆力”和“体力”。所谓“心力”是在特殊条件刺激下而产生的一种身体强力，即“虎逐于后，则懦夫可蓦绝涧；水发于室，则弱女可越重檐”是也。心力散涣，勇者亦怯，心力专凝，弱者亦强。所谓“胆力”是无所畏惧的行为力量。“胆力”由自信力所产生。大凡人间的一切境界，无非人心所自造，“我自以为难，以为畏，则其心先馁，其气先慑，斯外境得乘其虚怯而窘之。若悍然不顾，其气足以相胜，则置之死地而能生，置之亡地而能存”。自古立奇功、成伟业之英雄豪杰都是凭自己的“胆力”而有所作为的。所谓“体力”指健康的体魄。体魄与人的精神有密切的关系，“有健康强固之体魄，然后有坚忍不屈之精神”。为有健康体魄，国人要“靡不汲汲从事于体育。体操而外，凡击剑、驰马、鞠蹴、角牴、习射、击枪、游泳、竞渡诸戏，无不加意奖励，务使举国之人皆具军国民之资格”。为此，我同胞要“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1]（pp.147～161）
    是否具有进取冒险精神也是民族强弱的重要因素。所谓进取冒险乃是一种“浩然之气”，“其精神有江河湖海不到不止之形，其气魄有破釜沉舟、一瞑不视之概，其徇其主义也，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观，其向其前途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这种“浩然之气”，“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那么如何才能生成进取冒险之精神呢？梁启超认为“推其所原，有四端焉”：第一生于希望。大凡人生处于两个世界之中，一为实际界，一为理想界，实际界属于行为，理想界属于希望。“现在所行之实际，即为前此所怀理想之发表，而现在所怀之理想，又为将来所行实际之券符……故人类所以胜于禽兽，文明人所以胜于野蛮人，惟其有希望故，有理想故，有未来故。希望越大，则其进取冒险之心愈雄。”实际上，进取冒险精神是实现未来希望的一种行为冲动。没有希望与理想，保守今日，则进取观念必消；偷安今日，则冒险观念必亡。第二生于热诚。“人生之能力，无一定界限，无一定程度，而惟以其热诚之界限程度为比例差。”热诚由爱之极、哀之极、怒之极、危之极使然，它可以驱迫人们步于进取冒险之途。第三生于智慧。大凡人不明事理，行为必有所畏缩，而“进取冒险之精神，又常以其见地之浅深为比例差”。越有智慧，越明事理，也就越勇于去做被常人视为“冒险之途”的事情。第四生于胆力。无畏困难，胆力过人，这也是敢于进取冒险的四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