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爱他、合群、公德
    “爱他”与“爱己”是互动和辩证的，正如梁启超所说：“人类皆有两种爱己心：一本来之爱己心，二变相之爱己心。变相之爱己心者，即爱他心是也。凡人不能以一身而独立于世界也，于是乎有群；其处于一群之中，而与俦侣共营生存也，势不能独享利益，而不顾俦侣之有害与否，苟或尔尔，则己之利未见而害先睹矣。故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而进焉。以一家论，则我之家兴我必蒙其福，我之家替我必受其祸；以一国论，则国之强也生长于其国者罔不强，国之亡也生长于其国者罔不亡。故真能爱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爱国，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人，爱国人，于是乎爱他之义生焉。凡所以爱他者，亦为我而已。故苟深明二者之异名同源，固不必侈谈兼爱以为名高，亦不必讳言为我以自欺蔽。但使举利己之实，自然成为爱他之行：充爱他之量，自然能收利己之效。”
    “合群”观念也被视为国民意识的重要内容。“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此稍学哲理者所曳能知也……合群者，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夫然后能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之群。”[2]能否合群成为优劣强弱的决定因素。而要合群，关键要讲求公共观念，“凡人之所以不得不合群者，以一身之所需求所欲望，非独力所能给也；以一身之所苦痛所急难，非独力所能捍也；于是乎必相引相倚，然后可以自存。若此者谓之公共观念……真有公共观念者，常不惜牺牲其私益之一部分，以拥护公益。其甚者或乃牺牲其现在私益之全部分，以拥护未来公益，非指性也，盖深知夫处此物竞天择界，欲以人治胜天行，舍此术未由也。昧者不察，反其道以行之，知私利之可歆，而不知公害之可惧”[1]（pp.104～110）。合群可免公害，从而更利私益。
    上文所谓的“公共观念”，也可表述为“公德”，它是合群的前提条件。“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公德的标准乃是能否“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有益于群者为公德，无益于群者为无公德。若无公德，导致无群无国，“则吾性命财产无所托，智慧能力无所附，而此身将不可以一日立于天地”。公德与私德既相辅相成，又不能完全吻合，私德所谓人人独善其身，公德所谓人人相善其群，两者对于人生都是不能缺少的。
    6.国家思想
    国家思想为国民所不能或缺，没有国家思想就称不上国民，没有国民也就没有国家。所谓国家思想，“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对于一人来说，孑然孤立于大地，飞不如禽，走不如兽，一身不能兼备百业，急难之际更不能捍城御侮，于是才有国家产生。“国家之立，由于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仅恃一身之不可，而别求彼我相团结、相补助、相捍救、相利益之道也，而欲使其团结永不散，补助永不亏，捍救永不误，利益永不穷，则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发一虑、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于其所谓一身之上者。”这“一身之上”的“大而要者”就是国家，没有国家“则团体终不可得成，而人道或几乎息矣”。对于朝廷来说，“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故有国家思想者，亦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对于外族来说，国家是对外之名词，“人类自千万年以前，分孳各地，各自发达，自言语风俗，以至思想法制，形质异，精神异。而有不得不自国其国者焉。循物竞天择之公例，则人与人不能不冲突，国与国不能不冲突，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故真爱国者，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必不愿服从于其主权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于他族。盖非是则其所以为国之具先亡也。譬之一家，虽复室如悬磬，亦未有愿他人入此室处者”。对于世界来说，“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1]（pp.22～31）。人群有竞争之本性，竞争又是文明进化之手段。作为人群最大圈的国家不能破，破则竞争绝，文明亦同时与之绝。
    以上六点即为梁启超近代国民思想的内涵，本文从权利、义务、自由、独立、自尊、自信、自治、尚武、进取冒险、爱他、合群、公德、国家思想等等既相互联系又各具独特内容的方面对其进行了阐释。这些方面反映了近代国民思想的主要精神，从中我们可以深切地认识到，梁启超等近代先觉者所倡导的国民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不同于封建文化观念的新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道德观念。梁启超等近代先觉者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解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视角和方法，即把它们视为相互关联、统一融合的互动关系。之所以如此看待这种关系，是它们之间的“互利”原则促成的，并可以真正达到“互利”之目的。也就是说，为了个人、为了社会、为了国家的各自利益，需要三者之间形成统一融合的关系。只有在个人、社会和国家间建立起这种和谐统一的关系，才能使三者最终真正获得各自的利益。为了促成三者间这种圆融的关系，国人就应当从封建文化观念中挣脱出来，树立新型的文化观念，即树立国民思想，诸如义务、责任、自治、爱他、合群、公德、国家思想等新观念。国人有了这样的新观念，才能建立人、社会、国家三者之间统一协调的新关系，使三者不再分离，不再疏远，并最终达到“互利”的目的。建立个人、社会、国家三者间的新型统一关系，需要个人的付出与贡献，这似乎是以消损个人的利益为代价；但梁启超等近代先觉者在倡导国民思想的过程中，又力图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种现象的泛化，因此极力强调国人个体本身的独立性，决不否定个人，决不湮没个人，突出提倡国民思想中的权利、自由、自尊、自信、尚武、进取冒险等价值观念，从而构成近代国民思想的整体内涵。有了个体的权利及自由等观念，才能最充分地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更完美地建立个人、社会、国家间的新型关系，亦能更快更好更有效地达到“互利”之目的。可见，近代国民思想实际是一种新型的人、社会与国家间的新的文化道德观念，这是近代国民思想产生的重要意义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