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民思想产生的原因，既包括救亡图存的基本国情构成的客观因由，也包括近代有识之士对人、社会、国家三者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进而构成国民思想的主观因由。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西方文化形态对中国有识之士的影响。这是另一种客观因素（西方近代文化形态）与主观因素（中国近代先觉者对西方近代文化形态的认同）的结合，从而构成近代国民思想产生的另一因由。中国进入近代以后，西方文化形态就开始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人，中国人也在不同层面上接受和认同着西方文化。从接受“长技”等西方先进物质文化，到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步一步走向深入。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大量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形态，并把重点放在西方政治文化与思想文化领域，这无疑为中国有识之士更好地接受西方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当时一些期刊的目录中，可以窥见中国人主动自觉地介绍西方政治文化与思想文化的一般状况。如1900年12月6日到1901年12月15日一年间，《译书汇编》共出版9期，除个别“杂报”、“杂录”等栏目，基本都是翻译美、德、法、日、英等国著名思想家的政治理论与文化理论的重要文章。其中包括法国卢梭的《民约论》、美国伯盖司的《政治学》、德国伯伦知理的《国法泛论》、日本鸟谷部铣太郎的《政治学提纲》、法国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日本酒井雄三郎的《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德国伊耶陵的《权利竞争论》、英国斯宾塞尔的《政治哲学》、日本加滕弘之的《物竞论》、日本楩山广业的《现行法制大意》等。这些翻译和介绍对于在中国传播西方政治文化与思想文化理论所起到的启蒙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再如《译林》杂志，1901年3月于杭州创刊，在短短一年里出版了13期，以翻译日本人的作品为主，包括有清浦奎吾的《明治法制史》、织田一的《国债论》、镰田荣吉的《欧美漫游记》等重要著作。上海出版的《翻译世界》也一样，从1902年12月1日起，3个月共刊出4期，翻译关于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宗教等各方面专著，多译自日本及欧美大学教本，其中译自日本的尤多。如日本蟹江义丸的《哲学史》、德国楷尔黑猛的《哲学泛论》、英国斯宾塞尔的《宗教进化论》、日本永井惟直的《政治论》、日本熊谷直太的《法律泛论》、日本中野礼四郎的《教育史》等。除这些以翻译西方政治和思想著作为主的期刊外，其他刊物也程度不同地注意到对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理论的评价。这些翻译、介绍和评价为中国人接受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理论提供了方便。近代不少知识分子通过在国外留学或在国内大量接触西方文化，对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理论有了认同，并有所吸收和消化，从而变成自己思想文化观念的一部分。近代国民思想的很多内容就是对西方近代文化的直接吸收。西方近代文化对中国有识之士的影响，从他们自己的著述中能够得到真切的反映，很多思想家后来成为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和积极的宣传鼓动家，梁启超的表现尤显突出。
    梁启超在阐发国民思想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对他的影响，以《新民说》最为明显。在《新民说》中，要么直接引用西方圣哲的话来阐发自己的观点；要么用自己的语言来阐述西方近代的思想观点；要么以西方诸国为例，作为自己某些观点的论据。如他在阐述“利己”与“民权”的观点时，曾提到过我国古代思想家杨朱的话：“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而梁启超对这句话前后认识不同。他说：“昔中国杨朱以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及观英、德诸国哲学大家之书，其所标名义与杨朱吻合者，不一而足，而其理论之完备，实有足以助人群之发达，进国民之文明者。盖西国政治之基础在于民权，而民权之巩固由于国民竞争权利寸步不肯稍让，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2]梁启超对杨朱“自利”观点前后认识上的变化，反映出西方近代文化对中国有识之士的影响力。梁启超在谈到国民自治时，认为法律对自治有着不可回避的重要意义，这时他引用了孟德斯鸠的话作为根据：“孟德斯鸠云：‘法律者无终食之间而可离者也。凡人类文野之别，以其有法律无法律为差，于一国亦然，以一身亦然。’今吾中国四万万人，皆无法律之人也；群四万万无法律之人而能立国，吾未之前闻。”[1]（pp.69～75）这是孟德斯鸠的法律思想启迪了梁启超。梁启超阐述国民义务思想时，把“纳租税”、“服兵役”视为国民义务的两大要件，而中国与泰西诸国对待这两项义务的态度迥然相反，梁启超对此进行了比较：“吾国民最畏此二事，若以得免之为大幸者，此最忌行薄弱之征也。昔之颂君德者，皆以免征减赋为第一仁政，若宋之改征兵为佣兵，本朝康熙间下永不加赋之谕，皆民间所最讴歌而最感戴者也。而岂知兵由于佣者，则爱国心必不可得发现，而永不加赋者，苟欲为民事新有所兴作，费无所出，而善举亦不得不废也。泰西诸国则异是。凡成年者皆须服二三年之兵役，而民莫或避；租税名目如鲫，其岁纳之额，四五倍于我国，而民莫或怨，彼宁不自宝其血肉、自惜其脂膏也？顾若此者，彼自认此义务，而知有与义务相对待之权利以为之偿也。”[1]（pp.142～147）由于梁启超看到泰西诸国之人尽了义务，而能换回权利，反观中国人不尽义务，最终导致国人失去爱国心，同时也废弃了利民的各项善举，两者相较，当然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梁启超在此吸取了西方人的价值观念，并把它宣传灌输给国人，也让它成为国人新价值观念中的一部分。关于国民的“自尊”，梁启超格外欣赏和称赞欧美各国的自尊品格。他说：“为国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资格，则断未能自尊其一国之资格焉者也。一国不自尊，而国未有能自立焉者也。我闻英国人自尊之言曰：‘太阳曾无不照我英国国旗之时。’（英人属地遍于五大洲，此地日方没，彼地日已出，故曰太阳常照英国旗也。）曰：‘无论何地，凡我英人有一人足迹踏于其土者，则其土必为吾英之势力范围也。’吾闻俄国人自尊之言曰：‘俄罗斯者，东罗马之相续人也。’（相续者，继袭之义）曰：‘我俄人必成先帝彼得之志，为东方之主人翁也。’吾闻法国人自尊之言曰：‘法兰西者，欧洲文明之中心点也，全世界进步之原动力也。’吾闻德国人自尊之言曰：‘自由主义者，日耳曼森林中之产物也；日耳曼人者，条顿民族之宗子，欧洲中原之主帅也。’吾闻美国人自尊之言曰：‘旧世界者，腐败陈积之世界也，其有清新和淑之气者，惟我新世界（旧世界指东半球，新世界指西半球）。今日之天下，由政治界之竞争，而移于生计界之竞争，他日战胜于生计界者，舍我美人莫属也！’吾闻日本人自尊之言日：‘日本者，东方之英国也，万世一系天下无双也，亚洲之先进国也，东西两文明之总汇流也。’自余各国，苟其能保一国之名誉于世界上者，则皆莫不各有其所以自尊之具。”[1]（pp.93～103）由于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对梁启超的影响，由于梁启超赞赏和称誉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所以在近代思想文化的变革时代，他特别着力于把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移植到中国，使其成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因素。
    近代国民思想在救亡图存的历史条件下生发成长，是近代有识之士深入思考中国未来出路的思想结晶。它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反省，是改造中国社会隐形结构的关键所在。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先驱者寻求摆脱封建专制束缚、追求近代民主政治的反映，是封建专制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演进的体现。它不但是近代社会也是当代社会思想观念变革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民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2]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A].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C].北京：三联书店，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