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一部文化典籍，记述着夏、商、周三代社会政治生活的丰富史料，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被学界奉为中华文化元典之一 。自古以来，对《尚书》的研究不绝于史。游唤民先生熟览先贤典籍，潜心《尚书》研 究多年，其新近力著《尚书思想研究》（下文称“游著”），以辟新径、持新论、立新说 的鲜明特征，为当今学界的《尚书》研究奉上了一部上乘之作，读后使人耳目一新。
    一、据实论切，所依文献信实可靠
    凡治思想史，均以所据文献的信实为首要前提。胡适曾言：“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是非。”（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对于《尚书》思想的研究尤应如此。《尚书》于秦火之后，原本已不为世人所见，所传世者，一为济南伏生传本，以隶书书写，称《今文尚书》，一为“孔壁本”，以古籀文书写，称《古文尚书》。所以，《尚书》素有今古之争、真伪之辨，复杂多歧，被称为诸经中“纠纷最多的一经”，“其他各经，只有字体的异同，只有经说的争辩，而《尚书》则经典本身就有或真或伪之别”（周予同：《群经概论·本论二·尚书》）。因此，以何本为据，直接关系到《尚书》研究成果的精确程度。在伪本的基础之上，不可能得到对《尚书》本义的精深开掘与准确阐释。游唤民先生深入研讨《尚书》诸本，考辨其真伪，认为清人阎若璩以其三十年之心血所著《尚书古文疏证》条分缕析，论证详备，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古文尚书》为伪书。有鉴于此，作者对尚书思想的阐发，以《今文尚书》为据，但其中之《虞夏书》却不可作为立论的依据，因为《虞夏书》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为战国时期的作品，系后儒根据传说与推测而作。其中关于尧、舜、禹的记载虽也有其一定的历史真实信息，但就整体而言是难以作为虞夏时代之信史的，故对其中的材料只能有选择的使用，不能一概而信。在这种求真务精的治学态度与方法的支配下，游著以《今文尚书》为信本，从而将对《尚书》思想的系统阐发奠立于信实可靠的文献依据之上，故其所述，据实论切，令人信服。
    二、阐义析理，对《尚书》的思想内涵予以全景式观
    自古而今，大凡治《尚书》者，多以校勘、辨伪、考证、训诂为主旨，限于对《尚书 》篇章文句及其所涉史实与人物的探讨，而于《尚书》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内容、社会 历史意义多未着意。对此，今人刘起釪曾明确指出：以往之《尚书》研究，虽“胜义 纷纭，对许多由先天因素造成的《尚书》困难问题有迎刃而解之势，净扫旧注疏等等的 许多荒谬，使一直沉霾在曲解伪说丛中的《尚书》本义得以恢复原貌”，“但所有这些 成就，统统只限于《尚书》原篇文字本身和文句含义及所载历史事实与人物等等的有关 问题，并没有深入探索《尚书》所含蕴的深刻思想内容和社会历史意义。”（《尚书学 史》第498页，中华书局1989年6月版）近年来，《尚书》的研究进向虽有了一定程度的 变化，逐步开始留意于对《尚书》丰富义理的探究，但就整体而言，《尚书》义理的探 讨，仍有相对薄弱之憾。正是站在当今《尚书》研究的前沿，深察《尚书》研究的整体 状貌，游著将对《尚书》义理的研究作为自己的突破方向。全书从哲学思想、政治伦理 思想两个方面切入，全面而深刻地论述《尚书》所蕴含的丰富哲理，诸如“中庸”思想 、“无为”思想、天道观、礼治思想、民本思想、德的思想，法先王思想、孝弟思想以 及修养观等，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阐述其对春秋战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从 而揭示我国思想文化发展史的来龙去脉。这种研究取向与思路，使得游著对《尚书》精 深思想内涵做出了近乎全景式的观照，为学界提供了研究《尚书》的新视角，也为世人 推出品析《尚书》的新景观。
    三、深研政德，着力揭示《尚书》政德思想的是非得失及其现代启益
    《尚书》以对夏商周三代王室诰、誓、命、训、谟的记述为主要内容，故记史载政， 是《尚书》的突出特点，《荀子》谓其“政事之纪也”（《荀子·劝学》）；《史记》认 为：“《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史记·太史公自序》）。从某种意义而言，《 尚书》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政治史料集。《尚书》在内容构成上的这一鲜明特点，决 定了其所内含政治思想、政治伦理思想的丰富性。因此，游著在对《尚书》思想阐析的 过程中，对其政治伦理思想的阐发以酣墨重彩，以全书五分之三的篇幅，从礼、民本思 想、德的思想、法先王思想、法治思想、孝弟思想、修养观七个方面，对《尚书》所内 涵的政治伦理思想予以了深入透彻的解析。且在这种探讨中，作者以客观务实的严谨治 学精神，对《尚书》所蕴含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评论，多有新识灼见。如 ，关于《尚书》所内含的民本思想，作者在对其作了精细地察析之后，明确指出，虽然 《尚书》中内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但对它还不能过分夸大。客观讲，它实际上只不 过包括未来有待发展的民本思想的胚胎”。因为在作者看来，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当时 总的来说还是天命占统治地位，一切由上天决定；《周书》和《商书》特别是《周书》 所萌发的民本思想，甚至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它毕竟未成为时代的主流；《尚书》所 提出的“天命不于常”、“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等一系列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闪光 命题，都还未加以展开，尚处于原始阶段。“《尚书》中的民本思想还只能说是一种胚 胎，不过，它确立了未来民本思想发展的方向”（第104页）。又如，《尚书》中有没有 法治思想？它的表现形态怎样？对此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鲜有论及。作者在深入研究的 基础上，不拘时论，大胆地提出：“《尚书》中蕴含了丰富的法治思想，它开创了我国 古代法思想特别是儒家法思想的先河，在法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149页）。作者认 为，“明德慎罚”、“度作刑以诘四方”等命题，都鲜明地表达了《尚书》以法治国的 思想。《尚书》中对于刑治与德治的关系的探讨、关于实行中刑的主张、关于由贤人执 法的主张等都有其现实价值。孔孟所代表的儒家的法治思想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 尚书》法治思想的继承、超越也升华，具有合理的内核，从而儒家法思想就成为了中国 古代法文化的主流。《尚书》所开创经儒家发展的法治思想，其中积极合理的部分，如 “刑法”要以德为指导，实行“中刑”，并要由贤人执法等，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这些 分析，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华夏先民关于德治与法治关系的理论思考，洞察中华民族丰富 的治国理念，从而深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方略的理性认识，推动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无疑极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