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才在《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刊发文章《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是指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并以此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者。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在封建社会体制内发生的阶级斗争，它不承担推翻封建制度的历史使命，因而与严格意义的社会革命有本质的区别。
    周文玖、张子侠在《安徽史学》2003年第6期发表《最近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趋势及展望》，文章涵盖了两个部分：一是归纳了中国史学史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进展。二是对新世纪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提出设想和建议：继续扩展研究内容；更加关注现实史学的发展；加强研究机构和队伍的建设；在历史学专业的范围内普及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保持严谨扎实的学风。
    陈剩勇在《史林》2003年第6期撰文《全球化、族群认同与历史教育》谈到：中国历史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学科定位和功能定位，是当今历史学者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定位应当体现两大取向：1.精英取向，功能在于帮助人类认识国情、认识世界，求解历史发展的规律。2.大中取向，通过历史教育培养全体公民的民族认同感，提升爱国心和责任感。
    邬国义在《史林》2003年第6期刊发文章《论近代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的兴起》认为：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由多种层次的社会成员、学术流派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建构而成。它反映出中国近代史学观念的变异和局部的转化，并具有一些共通而又同中有异的特点。不看到其间的复杂性，就难免有简单化的倾向。
    徐世星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发表文章《万斯同学行述论》说：万斯同幼承家学，后师从黄宗羲，精通经学，由经而入史。万斯同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史学事业。通过了解他的治学渊源、学术之特点、对明史之贡献以及个人之品格，不仅能够全面地认识万斯同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清初学术史的认识。
    曹兵武在《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刊登文章《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归纳说：中国考古学是从西方引入的，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掘河南省仰韶村是近代科学意义的考古学在中国的开始，20世纪20年代末，李济、梁思永等从海外学成回国，在带回了当时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同时也开始了中国考古学本土化的历程。建国后，中国考古学进入“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新时代。步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建立了以新技术、新方法为特征的一批新兴边缘学科，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主力军更加年轻化，为中国考古学注入了新鲜的有生力量。
    祖慧、龚延明在《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针对科举制定义问题发表题为《科举制定义再商榷》的文章，认为：学术界关于科举制的定义大致有四种意见：“分科举人、考试进用”说；“以进士科设置起始为科举制起源”说；“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说，“投牒自举”说。这些还不能完全涵盖科举制的内容。作为一种取士制度，应作如下界定：设进士、明经、制科等科目招考，取士权归中央，由朝廷定专司、专官知贡举；招考面向全国开放，不限财产、门第，原则上允许平民或官员“投牒自举”报考；地方与中央定期、定点举行二级以上考试，命题统一，“以文取士”。据此可以判定隋朝已打开了通。向科举制的大门，唐朝为科举制度完全确立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