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云在《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刊发的文章《告别史学的“政治情结”--从“三年之丧”起源问题谈起》谈到：传统史学无法割舍的“政治情结”，过度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一些史学家们，尤其是在早期，由于具体国情的复杂性，众学者在研究中承担了太多的社会政治责任感，给史学的研究造成了极其消极的影响。“三年之丧”起源问题的讨论便属明显一例。
    王学典在《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撰文：《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塑造、同化与区别》指出：19世纪以来，将历史学科学化、尤其是自然科学化，一直是一种强劲不衰的倾向；澄清“历史”与“科学”之间的纠结关系，也因而成为理解和把握历史学学科性质的一把钥匙。自然科学对历史学起到了了深刻的塑造作用，但是由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性质之间的差异、研究方法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只能是两种不同的知识形式。
    赵理文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发表题为《论历史发展的合主体性》的文章说：历史发展除了具有合规律性外，还具有合主体性。合主体性是历史不同于自然史的本质特点，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必然趋势。人类历史活动既是客观活动又是价值活动的双重特性，是历史发展既具有合规律性又具有合主体性的客观根据。
    邓京力在《求是学刊》2004年第1期刊登题为《事实与价值的纠葛--试析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的关系问题》的文章指出：历史认识的两种基本形式：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在诸多方面有明显差别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说明历史评价在认识中的普遍性，同时也具体展现了事实与价值在历史认识过程中复杂的交互运动。在处理认知与评价、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不能采取简单消解矛盾的方法，要在联系中发现其变化的整体趋向与特征。
    李宏图在《浙江学刊》2004年第1期发表文章：《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认为洛维乔易的观念史研究注重的是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剑桥学派将语境方法引入思想史研究，提出了历史的研究方法。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为思想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思想史研究更多地与社会史结合在一起，即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
    陈勇在《浙江学刊》2004年第1期撰文《民众观念与西方思想史的拓宽》谈到：随着近年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政治史的兴起，西方史家开始关注民间层面的思想观念。在社会历史的演进中，存在着两种值得研究的思想史：精英和文本的思想史与民间社会民众观念的思想史。应该承认精英文本思想的社会影响力，也不能排除民众自身的思考和认知在历史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成军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刊载文章：《中西文化与孔子史学思想之探析》提到：从现代史学的角度看，孔子的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历史学科的基本模式，并高出了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甚至在某些方面就是整个古希腊的史学思想也无可比拟。
    向燕南在《齐鲁学刊》2004年第1期发表文章：《引领历史向善--方孝孺的正统论及其史学影响》指出：方孝孺的正统论是宋元以后最有影响的正统理论，其理论渊源于浙东金华学派的“尊本明统”的正统说，其特点是突出历史道德判断的意义，引领历史向善的方向发展。其观点对以后的历史理论与史学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郭小凌在《安徽史学》2004年第1期发表题为《雷海宗先生与他的体大精深的历史纲要》的文章谈到：雷海宗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他那个时代公认的具有真才实学、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西洋文化史纲要》一书是雷先生未曾公开发表过的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这是一部体大精深的历史纲要，已完成了难度较大的建构工作。可惜《纲要》始终是一份提纲。造成这种缺憾的原因首先是雷先生个人的选择，其次是历史条件的局限。
    张新科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刊登的文章《“史记学”体系的建立及其意义》中提出：《史记》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史记学”，并建立自己的体系，是由于《史记》本身的价值、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史记学”是一个开放型的体系，这个体系的落脚点应该有益于现实。建立“史记学”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李世安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撰文：《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略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认为：1.历史变化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2.由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规定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主权”和“平等”原则没有过时；3.全球化不等于美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