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当前史学研究仍存在新领域开拓不够，旧问题得不出新解，研究成果不能为大众所接受，以及重迭反复、炒冷饭等不良现象。要克服这些现象，必须在转换学术研究视角、开展深层次的比较研究、推陈出新、采取灵活多样的表述方式等问题上下功夫。
    王记录，男，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朱华忠，男，西南师范大学文献研究所。
    虽然，中国史学史研究至今已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但是，在这些成绩的背后，我们也不无忧虑地看到很多缺陷与不足，新领域开拓不够，旧问题不能得出新解，重迭反复、缺乏新意，不能有效地对课题研究状况进行反思，炒冷饭现象严重，研究成果还不能为大众所接受等等。如何解决以上问题，使中国史学史研究继续深化，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此，陈其泰先生的新著《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三联书店1994年11月初版，1995年8月重版）给我们很大启发。这是一部全面研究、评价《汉书》的专著，从班固的家学到《汉书》对后世的影响，从产生《汉书》的广阔的文化背景到《汉书》具体篇章的成就，从《汉书》的体裁、体例到班固的史识，作者都一一进行了缜密的分析、剖判，并给予了公允的评价。如此全面、系统、公允地分析研究《汉书》，在《汉书》学史上是第一次。该书的问世，标志着《汉书》研究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尤为重要的是，该书所反映出来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观点，对于进一步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对该书的评判，结合近几年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谈一些看法，不正确之处，敬请史学界同仁给予指正。
    一
    在史学史研究领域，要籍解题式的格局和学术专史的局限长时期内一直阻碍着研究的深入，尽管早在六十年代，白寿彝先生就撰写文章，试图使这种局限得以克服，但时至今日，史学史的研究依然受到上述两种模式的限制，难以从浅层次的知识性介绍进入到深层次的本质性认识，中国史学史的丰富内容及优秀价值依然没有得到充分展示。然而，《再建丰碑》一书提出和运用的学术研究“视角转换”的方法论，却为我们克服这种障碍提供了新的富有价值的思路。
    陈先生历来重视学术研究的“视角转换”，他在自己的另外两部著作《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中对此就有系统地阐述和运用。按我们的理解，这种方法论的中心思想就是要从以往局限于本学科范围的研究跳出，摆脱就史著论史著，就史家论史家的狭隘范围，注意对产生史著和史家的社会政治、时代思潮、文化氛围进行全面考察，对文化走向作宏观的整体性研究，然后再从整体文化这一角度对史著和史家的价值和思想做出深层的评判。这种方法论大大开阔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能够在史学史研究中探寻到更多的宝藏，发现更多的传统史学中一直被掩盖的真价值，进一步深化对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并加深对中国文化内在本质的认识，从而自觉地促进今天的史学更加贴近社会生活。现在让我们看一下陈先生在运用这一方法论研究《汉书》时所得出的一些新认识。以往评论《汉书》，有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班固“断汉为史”，是其忠实维护汉王朝的正宗思想的突出表现，因而作了许多批评责贬。这是一个把《汉书》放在什么基点上进行评价的重大问题。陈先生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跳出史著的局限，首先考察了当时史学发展的状况，指出自《史记》问世直到班固撰成《汉书》之前的百余年间，是史学著述的低谷时期，人们只限于对《史记》的修修补补，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著史工作置于司马迁巨大成就的框架下，而班固却自觉地担负了推动史学前进的使命，“断汉为史”，包举一代，创立了著史的新格局，使史学从司马迁的巨大身影下走出，再次耸立一座丰碑，在史学上意义重大。接着作者又从更广阔的层面上，考察了当时的社会思潮，指出班固生活的时代，尊古卑今的思潮相当严重，俗儒们迷信古代、贱视当今，对西汉王朝在各个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所知甚少。作者还把《汉书》与王充的《论衡》进行了比较，指出二者在驳斥崇古非今思潮方面是息息相通的。《论衡》从理论上论述了“宣汉”的必要，《汉书》则从实践上实现了“宣汉”的目的。班固单独为西汉撰成一史，虽然也包含有正宗思想，但这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宣扬汉德”，肯定汉代在历史上所具有的进步作用，恰恰具有驳倒俗儒崇古卑今错误观点的意义。通过这样的考察，就很合理地得出结论，《汉书》“断汉为史”，不仅实现了著史格局的重大突破，而且批驳了当时的反动思潮，因而进步意义是主要的。又如对于《汉书》朴素理性主义倾向的揭示，作者也是首先分析了当时思想领域谶纬迷信大盛的情况，接着深入发掘了《汉书》中的人文主义观点，指出《汉书》的著成，成为两汉之际神学浊流的直接对立物，其价值远远超出了史学范围，在中国文化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诸如此类的分析评价，书中还有很多。
    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学术研究“视角转换”的方法论应该引起重视。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部分，历史学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与社会思潮、文化走向紧密相联，简单地以史著论史著，就必然会丧失判断史著价值的时代座标，从而使自己的研究不能推陈出新，变得肤浅，没有开拓力，也就不能对传统史学有本质性的认识。
    二
    史学比较研究是一种开阔视野、更准确、更深刻认识对象的方法之一，它可以克服研究历史的狭隘性，有助于揭示历史现象的同异，从而为深入探求历史现象的本质及规律创造条件。重视并且正确运用它，是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手段之一，这是《再建丰碑》给我们的第二点启示。
    比较马班之异同和优劣，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但长期以来，在马班比较中存在着诸多分歧，或褒马贬班，或抑马扬班。解放后，由于《汉书》中某些正宗思想的外在表露，致使在没有对《汉书》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就一味对《汉书》的史学地位进行贬抑，推崇《史记》和贬抑《汉书》形成鲜明对比。而班固被当作司马迁的反衬，要肯定司马迁的进步思想和贡献，就要从班固身上找出落后的一面来对比。《汉书》中的精华长期被埋没。对于这样的简单比较，作者是不满意的，作者同样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对《史》《汉》进行了多层次多侧面的比较，得出了崭新的结论。首先，作者比较《史记》和《汉书》产生的时代背景，指出这两部史著都产生在国家兴盛的时期：《史记》产生于西汉处在鼎盛阶段的武帝时代；《汉书》则产生在东汉国力强盛的时明帝、章帝时代，强盛的国力是两书产生的源泉。接着作者又比较两书产生的文化背景：《史记》产生时，思想文化领域“独尊儒术”政策刚提出，专制主义还没有充分控制各个思想领域，所以司马迁仍继承了先秦诸子百家的余波，成一家之言，敢于提出与统治者不同的观点，思想相对自由；《汉书》产生的时代，却是儒学神学化的时期，封建专制主义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强化，班固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这个时代的正宗烙印。作者又进一步进行比较，指出在体例上，《汉书》继承了《史记》，但又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了改造，取消了世家，更多地设立了合传，和《史记》重复的部分则进行了出色的补充，一些《史记》没有立传的人物，《汉书》则为之立传，丰富了史书内容，《汉书》十志更是发展了《史记》八书的内容，成为史学史上的杰作。《史》《汉》两书在体裁上有密切联系，但又各具特点。在思想上，班固继承和弘扬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敢于据事直书社会矛盾，敢于揭露弊政，关注民生疾苦，主张民族和好，赞扬正直之士，怒斥禄利之儒，并在司马迁认识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论述了秦汉兴亡。《汉书》向人们展现了一个皇朝盛衰的典型过程，为我们认识中国皇朝周期性更迭提供了一把钥匙。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获得了对于马班优劣的新认识。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同，马班的思想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二者又有密切的联系，在思想上有很多相通之处，使中国史学史的很多优秀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他们都是对中国文化史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