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傅斯年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虽然这句话有片面性，但它指明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离开了史料，史学将是无源之水，而史学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史料的开拓，这是史学固有的通则。史学史研究的进步也将有赖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杨先生作为开创者的工作当会被后来者继承和发扬（注：事实上，这一工作已经被仿效。宁波大学的钱茂伟即仿杨先生之《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编成了《明代史学编年考》（北京：文联出版社，2000年）。）。若有好学深思之士对此书善加利用，则可能对中国史学史很多方面得出全新的见解，对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脉络有更深入细致的了解。这可以说是这部著作的潜在价值。
    2、在史学史研究上的创见
    在5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杨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上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提出了很多创见。
    其一，较早对中国史学的起源做出探索。1961年12月6日，杨先生在《天津日报·学术专刊》上发表了《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一文，较早提出了“史学的起源”这一问题，并进行了论证。他认为：“探究我国史学的起源，应当从文字出现的时候谈起。因为有了文字才能有历史记载，有了历史记载才能编纂成为史书，在记录史实和编纂史书的过程中才产生了史学”[2]（P151）。对这个问题，后来的学者们相继有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王树民对口传历史的重视超越了以文字的产生作为前提的局限[3][P4；P211-219]，为我们带来了更宽广的视野。但是学问之道，譬如积薪，杨先生的探路之功，不可埋没。
    其二，表彰裴松之在史学史上的贡献。裴松之是南宋的一位重要史家，他所作的《三国志注》在当时很受推崇，但是后来的史家大多数对其评价不高，如刘知几认为裴氏是“好事之子”、“才微力短”（《史通·补注》），章学诚认为他“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文史通义·言公中》）。杨先生认为这些看法都是不允当的，仅从形式上着眼，而没有从内容上探讨。为此，他写了《裴松之与范晔》和《裴松之与<三国志注>》两篇文章，表彰裴松之在史学史上的成就：一是开创了注史新法，二是提出了审查史料的意见，三是发展了历史考证学，四是开展了史学批评。并认为他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使我们对裴氏的史学成就有了更深入贴切的了解。
    其三，全面评价刘知几在史学史上的贡献。刘知几是中国史学史上少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之一。他所著的《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专著，历来受到重视。近代以来，研究刘氏学说的学者更是人数众多，如吕思勉、钱穆、侯外庐、翦伯赞、白寿彝、张舜徽等等都有专文和著作论及，而在自觉地从史学史角度全面论述刘知几贡献的专篇文章中，似以白寿彝先生和杨先生的文章最为简要和全面。杨先生在《刘知几与<史通>》一文中对刘知己的生平及著作、《史通》的内容、《史通》撰述上的特点和刘知几对于史学的贡献等方面做出了全面精到的评说，此外还对历来聚讼纷纭的问题提出了独到之见。首先，历来《史通》的研究者多认为此书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最明显的是此书关于纪传体史书中表的看法，《表历》篇与《杂说下》似乎完全抵牾。而杨先生则认为两篇中所讨论的对象和宗旨不同，两处并不是一个论题，因而不能说是自相矛盾，并同时提出“主张明确”是《史通》在撰述上的四个特点之一。其次，历来有人认为刘知己推崇断代史，所以尊崇班固排抑司马迁，杨先生在通览全书之后指出，《史通》一书本着客观的精神，兼指得失，刘知几尊班而并不抑司马。再次，对于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史才、史识”的概念做出了恰当的阐释，并且认为“虽然清朝人章学诚曾为之补充了一个‘史德’，但‘史德’实际上是包括在刘氏所说的史识之内的。”[2]（P232）虽然对此学术界仍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杨先生的观点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另外，也是最重要的，杨先生在文中对刘知几“直书”“实录”思想的强调，使我们看到了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对刘知几的著述思想有了更深入的把握。
    其四，提出并阐释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很多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者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即中国的史书浩如烟海、源远流长，但史学理论上却零散破碎、苍白单调，两千多年来也就《史通》《文史通义》差可为之增色。杨先生晚年与乔治忠先生合作的《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却从纷乱零散的只言片语中清理出中国史学理论的线索，不但指出中国史学理论具有“丰富的思想往往浓缩在简要的概念、范畴或类若格言的语句之中”的特点，而且指出：“在中国古代，成部帙的史学理论专著虽然较少，但各种典籍文献则包含着丰富的史学理论方面的论述，在总体上的发展是十分全面的。古代史家和学者对于史学宗旨、史学地位、史学方法、史家标准、治史态度、修史制度、史籍优劣、史学流变等问题，都有明确的论断、深刻的剖析和多方面的探讨，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2]（P388）。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涵括了中国古代的史学思想。当然，中国史学思想的体系绝不是一篇文章就可以涵盖无遗的，如果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突破方向是不断摆脱史籍解题的痕迹，把握史学运动的规律，《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一文的思路是可以提供一些借鉴的。
    其五，注重史学史研究内容的拓展。史学史是近代以来才建立起来的一个学科，到现在还不能说构成了完全的学科体系。所以老一辈的史学史专家们用了很大一部分精力对史学史的任务、内容、意义等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梁启超、金毓黻、何炳松、尹达、白寿彝、杨翼骧等贡献良多。杨先生解放前就投身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解放后更成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者、推动者和开拓者。首先，拓展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范围。《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虽然是一部资料性质的著作，但观其收罗的范围，多有从来史学史著作所未有者，可见其关注的方面之广阔；其次，总结了古代官方史学，他在《中国史学史绪论》中论述“中国史学史的内容”时重点提出“史官制度”的研究。同时，与叶振华先生合著的《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一文，也可视为对唐末以前官方史学的总结之作；再次，倡导关注无著作史家，他在《说中国近代的史学》一文中，提出那些不大写著述，而在教学上诲人不倦，通过口传身教，启发和帮助他人的史学家，对史学的发展具有特殊的作用，史学史研究应当予以特别的关注。现在的史学史研究者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范围，能够充分认识到史学机构、学术刊物等在史学发展中的作用，这都预示着史学史的研究范围将进一步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