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泉在《东岳论丛》2004年第2期发表文章：《后现代性和历史学的焦虑》认为：尽管人们对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性有多重理解，但具体深入地分析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发现：后现代性虽然承载着“终结”现代性的强烈诉求，但在事实上却未摆脱其延续现代性的历史使命。我们似应反折到现代主义的立场，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平衡，来消解历史学发展中的焦虑。
    胡安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刊登文章：《论新时期国史的分期》指出：科学划分新时期国家发展的各个阶段，关键是要解决好相关的几个问题：一是新时期国家发展的本质和主题，二是新时期国家发展的规律及其阶段性，三是新时期国史分期的标准，四是新时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阶段性意义。在认真讨论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新时期国史可以分为全面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新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四个阶段。
    孙卫国在《南开学报》2004年第2期撰文：《略述美国史学评论与总结机制》谈到：美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史学评论体系，美国历史协会和相关学术团体、学术杂志及知名学者，发起组织并加督促。各种史学杂志以一半左右的篇幅，对美国新出版的著作进行有效的评价。史学家们对于相关领域长时段研究状况进行专题和理论性的评论，对该领域的研究也起到了领导、约束的作用。美国的史学评论体系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卞孝萱在《东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刊发的题为《略谈文史互证》文章指出：文史互证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文史互证中应该注意七个问题：1、个性、通性；2、古典、今典；3、表层、深层；4、实数、虚数；5、明言、隐言；6、正言、反言；7、言内、言外。提倡文史结合，绝非回到文史不分家的老路上去，而是力求运用科学的论证方法，使传统的文史互证与时俱进，呈现出现代学术的新面貌。
    左双文在《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发表文章：《近代史家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史学》说：20世纪30、40年代，若干大陆史学家到香港，如30年代有胡适、许地山及陈寅恪，40年代有郭沫若、胡绳、黎澍、侯外庐、翦伯赞、钱穆、罗香林及简又文等。这是内地史学、史学家与香港发生联系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推动香港史学起步和成长。许地山出任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初步改变了香港文史教育陈旧、落后的局面；郭、胡、黎、侯、翦等史学大师在香港的经历，使史学工作与时代潮流融汇在一起；钱穆等迁移香港后，在培养史学人才、繁荣史学研究方面均有建树，一时成为执香港史学牛耳之宗师，推动了香港史学的成长。
    李良玉在《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刊发文章：《文献的史料学定义与利用问题》指出：将所有原始资料归纳为文献，按照史料的社会属性，划分为八类：文献、档案、报刊、回忆录、前人著述、遗址遗迹器物、口碑资料与乡例民俗，有助于构筑科学的史料学分析体系。这一做法需要人们正确认识文献所包含的史料形式，以及各类史料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史料的利用上，既要承认文献的可靠性，又要从它的相对性出发，承认提炼和选择的必要。“核心史料”和“关键史料”的概念，它的史料学基础就是史料的相对性。
    李德山在《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2期撰文：《论中国东北古文献学学科建设》认为：在东北古史研究不断深入的今天，作为其重要支撑学科的东北古文献学学科体系应该尽快建立，否则，将会影响到东北史各个学科的深入研究。东北古文献学是一门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结构合理、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学科建设应包括学科性质、研究指导思想、基本知识基础、各分支学科的基本内容及其与东北古文献学的关系、东北古籍整理研究史的研究内容、实际工作中整理与研究的关系等内容。
    林晓平在《安徽史学》2004年第2期撰文《李大钊“活的历史”思想探析》谈到了李大钊“活的历史”的思想，是其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正确地反映了历史和历史学的特性，并阐明了史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方法，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史学思想，闪烁着智慧之光，时至今日，仍对史学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张文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刊登文章：《中国古代报灾检灾制度述论》论述说：中国自古以农立国，灾害频发，因此，荒政是历代政府民政工作的重中之重；旨在对灾荒进行及时申报和检查的报灾检灾制度，是荒政后续工作得以顺利展开的基础。此制发端于先秦时期，经汉魏时期的发展，至两宋时期趋于成熟，并在明清时期得到最终完善。它的发展历程，集中反映出历代政府在赈灾救荒方面的制度化进程，显示出中国古代社会在小农经济安全运行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和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