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澜、赵坦在《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发表文章：《试论历史学在社会转型期的价值所在》提到：历史学对现实社会的指导作用，大大超越了以往简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而是在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以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为依据，科学地认识当代社会的性质与未来发展方向。同时，社会转型阶段也面临着一个人文精神的传承和重建的艰巨任务，而历史著作中的价值判断和历史主体意识阐释，既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又是人文传承和教育的重要渠道。
    赵世瑜在《北京日报》2004年5月24日撰写的《从历代谣谚窥见中国历史》文章中谈到：谣谚与历史上各时期的政治、人民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形式生动而活泼，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堪称一枝独秀。谣谚是民众口中的历史，谣谚是直观历史事件的镜子，谣谚是民众情感的另一种宣泄，谣谚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政治也可以干预政治，在谣谚中可以读到社会生活和观念的细节，谣谚是地方史志的重要补充材料。谣谚的传播途径有：1民间口头传承，2学者搜集整理。
    周建漳在《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撰文《历史与故事》谈到：在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背景下，历史与故事间纪实与虚构的关系值得深思。在超出单一语句的叙事话语结构的层面上，史学与文学叙事分享共同的叙事模式与情节编织手段，这揭示出史学叙事内在的虚拟维度。从根本上说，故事历史乃是人类在一逝不返的时间进程中意义建构的独特话语方式。
    苏双碧在《学术月刊》2004年第4期发表《再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文章认为：第一，评价历史人物要坚持历史主义原则；第二，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第三，坚持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标准；第四，对历史人物的气节要做具体分析，防止把封建糟粕当成气节加以称颂。
    仓修良在《阴山学刊》2004年第2期刊发文章：《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说：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隋唐五代之图经是方志发展的第二阶段，宋代方志进入定型成熟阶段，清代是我国封建时代修志事业的全盛时期。新中国建立后新修志书体现了时代精神，体例上也形成了新的志书体裁，并且还将向前发展。
    张宏在《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发表题为《美国教育史学中的“修正派”》文章指出：美国教育史学中的“修正派”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修正派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以贝林和克雷明为代表的温和修正派，他们通过扩大教育史的研究范围来修正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育史研究传统；其二是以凯茨等为代表的激进修正派，他们揭露了美国公立学校的黑暗面，向以往的教育史研究提出了挑战，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其自身也面临种种问题。
    王玮在《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刊发文章：《美国史学对19、2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思考与认识》指出：对19、2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研究是整个美国外交史学的极为重要的部分，这一研究折射出美国外交史学陷入困境的症结与原因，也映现着美国外交史学发展的出路和方向。文章通过介绍“后修正史学”的“综合研究”和“国际研究”的研究方法，指出不同民族的观念、情感的平等沟通和交流才能代表着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方向。
    祝灵君在《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撰文《中国研究：美国政治学界的几种新视角》列举了美国政治学界第三代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进行研究的视角，主要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精英分析、政治文化、结构功能、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等视角及研究成果。作者还指出了这些研究所存在的特点以及缺陷。
    徐松岩在《聊城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刊发文章：《修昔底德斯史学思想的时代特征》谈到：修昔底德斯出身于雅典的显贵家族，生活在雅典国家盛极而衰的历史时代。修氏的思想意识植根于奴隶时代。作为一个忠诚的爱国者，凡是对雅典人有利的政策和措施他都衷心拥护，反之则极力反对。他撰写历史著作的指导思想自然也无法摆脱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