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我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回北京探亲，到中央民族学院教职工宿舍去看望费孝通先生，费先生直截了当地问我：“你能不能回来整理潘先生的遗稿？”并且专门谈到我父亲潘光旦（注：潘光旦（1899-1967年），江苏宝山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和教育家。）所摘录的民族资料卡片。不久我就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开始收集父亲的遗稿。1967年父亲去世时，在北京大学工作的两个姐姐乃穗、乃穆都身处逆境，无法妥善保存父亲的遗物，因此决定将他的全部藏书、资料赠送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这时我最先找到的是父亲的卡片柜，它被精心地保存在图书馆吴丰培老先生的工作室里，吴先生和父亲在爱书、读书方面存有很多共识，他了解这些卡片的意义和价值，让我尽快找回空缺的一个抽屉，并认真地清点一下。随后，我仔细看了柜中全部卡片，同时抄写了一个目录。这里最主要的是民族史料方面的卡片，如阅读《二十五史》后摘录的卡片、研究土家族问题所积累的卡片、研究中国犹太人的历史所积累的卡片，其它还有父亲藏书目录卡片等等约万张。
    在讨论如何整理民族史料卡片时，费先生谈到自五六十年代以来他和父亲经常讨论民族研究方面的问题，他了解父亲摘编民族史料卡片的思路和想法，他希望自己有时间来做这件事，他认为不了解情况的人很难进行这项工作。他也曾想到请吴丰培先生来帮助进行，后来我首先着手整理的是父亲关于中国开封犹太人的遗稿。直到2001年乃穆、乃和所编14卷本的《潘光旦文集》全部出版之后，我们才有机会整理有关的民族史料卡片。从父亲幸存的日记（注：《晚期日记》，《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617页。）中了解到，他从1959年开始阅读《二十五史》，对民族史料加以圈点，至1961年10月23日全部阅讫。其中《史记》阅读了3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各2遍，其他1遍。又因《南史》，《北史》前阅本已出版，又重阅一遍，再加圈点，至1962年3月23日完成。紧接着阅读圈点《资治通鉴》，从同年3月24日开始至该年9月9日阅完全书。自1962年5月开始摘录《史记》中有关民族史料，做成资料卡片，至当年9月止。现存卡片425张。1963年3月至5月间，摘录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汲冢周书》、《竹书纪年》几种书，共存卡片796张。其中《春秋左传》的资料对比了顾栋高著《春秋大事表》中的《四裔表》，对顾著也作了一些摘录。《资治通鉴》民族史料的摘录做于1963年9月至12月之间，但只摘录到第二十二卷，现存卡片201张。以上《史记》及《资治通鉴》之卡片各为一套，而《春秋左传》等5书则混编为一套。
    1963年5月29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傅乐焕教授来访，与父亲谈录登《明史》中民族资料事，以配合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父亲当即表示同意，并于5月30日开始进行摘录。由于这种摘录往往要结合辨识，所以难以请助手代为摘录，次定由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请王兴泰先生同步抄录副本，以便提供他人使用。至1964年12月12日全书摘录完毕，现存资料卡共839张。这份资料当时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起到有益作用。傅先生曾和父亲讨论过编印成史料长编的事。惜经费问题不能解决，王兴泰的抄录工作未能全部完成，至1965年6月28日终止。其后傅先生竟于1966年5月不幸去世。“文革”过去，此抄录副本也不知下落。
    上述4套卡片，每套卡片前有“总录”部分，其后按民族分类，以族类名称的拼音排序，每张卡片左上角列有片目，右上角以红笔标出所摘书名。每条资料写明所出卷数或章节。每张卡片上抄写资料一条至数条。父亲除摘录了各书正文及部分注释外，在一些资料条文之下还加有署名光旦的按语，表达自己的看法及研究心得等。《二十五史》其它部分虽有圈点，但因父亲遭文革劫难，不幸去世，未能摘编成卡片，现已无法按其意图进行编辑，实为憾事。
    那么父亲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来进行这件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耗时费日的重头工作”呢？1957年他被错划右派之后，在民院有几年没有固定的单位，直到1961年10月才分配到历史系去工作。此时是游离于临时分配的集体任务之中，如《辞海》编纂工作、边界资料工作等等。1957年之前他所承担的研究计划，土家族的研究原拟再作补篇，现既以土家问题而获罪，至少暂时不可能再写作，对畲族的研究论文（1961年《从徐戎到畲族》，已佚）也完成了，正可在此时按自己的意愿进行此项工作，但也只能是在被分配的临时任务、许多会议和政治学习之余见缝插针式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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