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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不是一项单纯的资料工作，而是一项有关中国民族史的庞大研究的基础步骤。费孝通先生1981年和1985年两次谈到父亲对苗、瑶、畲民族关系的一段设想。他说：“这段设想的酝酿，始于潘先生和我一起在1952年调来中央民族学院之后和1957年之前的一段时期。”这段设想是：“我们可以从徐、舒、畲一系列的地名和族名中推想出一条民族迁移的路线。很可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夷中靠西南的一支的族名就是徐。他们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现在还留下徐州这个地名。从这一时期的文献中也可看到这块地区被居民称作舒。潘先生从瑶、畲的盘瓠传说联系到徐偃王的记载，认为瑶族中的过山榜有它的历史背景，只是后来加以神话化罢了。这一批人，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人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瑶，而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就是苗。”（注：《潘光旦先生关于畲族历史问题的设想》，《费孝通文集》，第10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393页。）费先生认为这种设想的重要性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整体观点，它指出了我们中国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而这些流动有其总的趋势。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里，总的说来是北方民族的南下和西进，中原民族的向南移动，沿海民族的人海和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越出现在的国境。这一盘棋如果看清楚了，我们现在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就容易说明了（注：《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费孝通文集》，第8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293页。）。他还特别提出：潘先生对于我国各民族历史的研究，一向不主张孤立地研究某一民族的历史。他在研究了土家和古代巴人之后，在1955年发表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中明确地说：“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巴人，今日湘西北‘土家’人的一部分祖先也不例外，在发展的过程中，变成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汉人，终于和汉人完全一样，成了汉人的组成部分……因此，这种历史研究又必须与汉族，乃至全部中华人民的大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总问题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至少第一步也应该不断地互相参照着进行，才有希望把头绪整理出来，孤立地搞是绝对不行的。在祖国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里，这样的一个族类之间接触、交流与融合的过程是从没有间断过地进行着、发展着，我们现在还在这过程之中。从人文学的方面来看，也不妨说，这过程就是祖国的历史。”从这一点认识出发，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就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发展，从宏观方面发展就是拾起中华民族形成过程这个课题进行研究。研究各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向微观方面发展的研究工作（注：《潘光旦先生关于畲族历史问题的设想》，《费孝通文集》，第10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393页。）。父亲对土家族、畲族历史的研究即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摘编《二十五史》等文献中民族史料卡片工作也同样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在具体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不断扩充、加深认识。他的头脑中，始终存在着一幅我国各民族在历史时期中的发展、变化、流动迁徙和中华民族形成、民族关系变迁的一个整体画面。如1956年父亲和张祖道等一同到川鄂进行土家族调查的途中，为了让他们了解“土家”和“巴”所处的位置，曾通俗地为他们勾勒了一幅中国古代各民族迁徙流动的大画面（注：《随潘光旦师川鄂“土家”行日记》，彭振坤主编，《历史的记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6-27页。）。 因此在摘录了先秦民族史料之后，1963年父亲曾向历史系表示自己可以试讲“先秦民族形势鸟瞰”专题课，又说：“前途逐年扩充补缀，二三年后或可发展成为比较完整之课目也。” 父亲在民族史料卡片中写了一些按语，记载了心得、看法，以下谈谈他曾经关注和探索的一些问题： 1.关于“华”、“夏”、“诸华”、“诸夏”的名称。 他在1962年10月的日记中说，民院有人来“商检《太炎遗书》中的文录，供‘中华民族’一词目讨论时参考。此词目本我所属稿，其部分资料即出章氏之《中华民国解》一文，去年讨论时始终未约我参加，今日亦只向我索此来源，去年同时我曾建议加列‘夏’（诸夏）、‘华（诸华）’二词目，而不仅列‘华夏’，且曾送去所拟释文稿，亦未见采纳或其它下文，--甚所不解也。” 1963年摘录卡片中，他注意到《汲冢周书》卷八《史记》篇中所记穆王命左史戎夫集古诸侯败亡之经验，“华氏以亡”，他说这个华氏与夏后、殷商并列，并在夏、殷之前，或与后之称“诸华”有涉。是则“华”之称犹在“夏”之前矣。此前所未喻。接着又看到“西夏以亡”，他说：“是夏后氏以前尚有夏，与陶唐氏同时，与上文所叙‘华氏’可能同时，或更早，是则华夏二字究孰为首出，尚不易论定也。”以后他说：“单称夏，而不称诸夏，《战国策》不一见。是亦说明诸夏已日归于统一矣。” 《明史》中他又摘录了“华”（卷一九九《郑晓传》）、“中华人”（卷三二二《日本传》）两条，这个称呼都是相对日本而言的。所以他写按语说：对国外用“华”，对国内诸少数民族言，则往往用“汉”。《明史》言“番汉”、“夷汉”之处不一而足。关于“汉”之一词，率不列片，此处华人之称似尚属仅见，并于以见“汉”、“华”二词之用法，在当时已有内外大小之别。今“汉族”与“中华民族”之区别，已于此见之矣。他又说：唯以语言论，“华”字之用法似始终等于“汉”，曰“华言”者，汉语也，然似未见有用“汉语”一词者，例如，卷二○○，《刘清源传》（附《詹荣传》后）云：“那颜者，华言大人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