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秦起于戎。
    他根据《史记·秦本纪》画出秦之先世世系图，说明秦和戎有密切的关系：“大抵自胥轩前一二代至秦嬴时，前后约十代，与戎合，此后分异。”申侯称胥轩是戎，所娶骊山之女为骊戎。秦之先世从事牧业。他说：“同起戎狄之人，周以农，而秦则以牧。”他推测秦出于犬戎，或其先主要成分之一为犬戎。理由是《秦本记》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祭祀的时候，以狗血御蛊，就是把狗血当做最神圣有效的东西。并且，太史公说“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按应作氏），有徐氏……”，徐和徐偃王的徐不能无涉，而徐偃之后是以“鹄仓龙犬”为祖的。他写下：“姑书存此说，续加考证。”
    3.关于山东半岛是远古各民族迁徙的汇合点和转运站。
    《史记·封禅书》载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的第七神是主日之神，所祠之山为成山，注，成山在东莱不夜。这个“不夜”他认为可能和越的自称有关。越之先自西而东，散布东海岸全部，故北有“夫馀”，中有“不夜”，南有“武夷”、“番禺”。他推测齐境的“不夜”是从东北渡海而来，先到成山。百越从东海岸再向南海岸移动。而山东半岛是远古各民族自西徂东、自北徂南的汇合点与转运站。
    他推测“不齐”与巴人自称有关，巴人自西来，故有天齐之神（八神之第一）；苗人自北来，来故有蚩尤主兵之神（八神之第三）；越人自东北来，故有“不夜”主日之神（八神之第七）；八神之第二即地主神，所祠的山为泰山，有可能为傣人先辈的贡献。
    4.关于畲为徐后。
    1961年前他写过一篇《从徐戎到畲族》的论文（已佚），认为畲族的先人是徐戎。1962年1月访问福州时，特别请林仲易先生带他去看小巷中民间旧所广泛信仰的“泗洲佛”。在这些卡片中他仍然关注着这个问题，摘录了有关的史料。如徐偃王的故事，他说：“徐偃之亡，一说周穆，再说楚文，明其为民间传说，然传说亦必有其事实根据，而此事实之发生必甚早，周穆或周穆之前，但不能早于《费誓》之年代耳。”因为《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说伯禽作《费誓》，平徐戎，定鲁。”“徐偃之亡无论其时代为周穆，抑为楚文，要不等于徐之灭，特其国境、从属之国、影响，大见削弱耳。”以后，他认为有许多徐偃王的遗迹，如“徐侯山之徐侯疑与偃王有涉，两浙多徐偃遗迹，全系江淮三十六国人渡江携与俱来者……此殆一例也。”又认为闽中又一民间迷信“泗洲佛”也是徐偃王的遗迹。他从一系列的地名也看出“畲为徐后”。他说：“徐、舒、邻、佘、畲等皆同类字，代表同一事物，一个人群，字音、字形前后均相联属，畲为徐后，相绳一脉，不可诬也。”
    5.关于“龙泉山寇”。
    1965年11月他到井冈山访问时，悟出《明史》资料中所谓“龙泉山寇”之“山”，即井冈山无疑。理由是：（1）龙泉即清代以来之遂川，此次访问虽不经遂川县治，然井冈中心及迤东境地原属遂川；（2）井冈山，旧日舆地之书率不详，显为汉人所不甚涉足之地，他说此点须再续加考定；（3）井冈景色之美，实不在庐山之下，今其地竟无一处僧寺道观，亦不见有坟山，与其它名山迥然不同；（4）井冈山极少荒山秃岭，竹木之盛，得未曾有，其间尚闻有些原始森林；（5）井冈山土语甚特别，甚至江西人亦全不懂，此说明其间或有部分非汉语之基础成分。他说：有此五端，可知“龙泉山寇”者即居于井冈山及其周匝山区之瑶族耳。“山寇”为畲族、瑶族之先之通称，东汉以还之史书皆载之，此固不待多事说明者。瑶族在历史上长期以来分布在赣、湘、粤、桂四省毗连地区，以江西论，小镇压不计，明代大镇压至少有三次，王守仁曾对桷岗、三利、左溪等地大围剿。大抵“龙泉山寇”受镇压后，瑶族散布地区更趋压缩，而只能限于上犹一隅，到王守仁分上犹设崇义县，则幸存者非汉化即退两粤北境，而更集中于九连山区矣。“此论而确，则可知井冈所以成为当代革命之策源地，兄弟民族亦间接有其一分力量也”。“姑存此一说，容前途纠正或充实”。
    潘光旦先生摘录民族史料的工作始于1960年代，但没有全部完成。在费孝通先生的关心支持下，近日，由潘光旦编著，潘乃穆、潘乃和、石炎声、王庆恩整理的《中国民族史料汇编》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三册100余万字，汉代以前一册已发行，明史部分待出）。它的出版一方面为完成父亲和傅乐焕先生等前辈学者的遗愿，一方面对民族史研究者还会有一些参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