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本是我国古代史书的通称，司马迁自称这部书为《太史公书》，亦称《太史公记》、《太史记》。东汉班彪、班固父子始称《太史公书》为《史记》。魏晋之际，才确定称为《史记》，直到唐初编修的《隋书·经籍志》才正式把《史记》作为《太史公书》的专名。《史记》撰成之后，只有正、副两种抄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未即公开流传。所谓名山，即藏之于家。司马迁卒后，正本传到司马迁之婿杨敞家中。杨敞为昭帝时丞相，他曾将《史记》部分篇章传布于外。宣帝时，敞子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方公布于世。但西汉末年，朝廷仍对《史记》控制甚严，连当时的诸侯王东平王宇也不能求得。东汉初期，《史记》流传仍局限于上层，人们得到的只是一些单篇抄本。东汉末和魏晋时期，《史记》才较为广泛地流传到一般士大夫之家。随着《史记》流传范围的不断扩大，研读《史记》并为《史记》注疏的人也日益增多。现概述如下：
    所谓“注”，起源于汉儒注经、释经之书，有传、笺、解、学等名称，今通称为“注”，是指分析章句，解释古书文义之意，故又称为“章句”。而集合诸家注释为一书，则称为“集解”或集注。所谓“疏”，是指前人对于古书的注释，由于时代的推移，字音字义发生了变化，有些古今地名、名物称谓等也发生了变化，后人又不易明了透析，于是对旧注又作了注解，这就是“疏”。简言之：注释和解释旧注的文字合称为“注疏”。
    我国古代的一些重要典籍，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新的注疏。对史学巨著《史记》的注疏，更不例外。历代曾有不少学者注释《史记》，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载：“始后汉延笃，乃有《音义》一卷，又别有《音隐》五卷，不记作者何人，近代鲜有二家之本。”这是我们今天能够略知的为《史记》作注的最早材料，惜两家注释之作，早已失传。另有汉末大儒张昶撰《龙山史记注》，亦末见传本。南朝刘宋中散大夫徐广作《史记音义》十三卷，今已亡佚。在《史记音义》的基础上，刘宋中郎外兵曹参军裴骃又扩展范围，撰成《史记集解》八十卷，至今尚存，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史记》注释，《史记音义》中的众多片断，还保留在《史记集解》中。南齐时，轻车录事邹诞生作《史记音义》三卷，隋秘书监柳顾言作《史记音解》三十卷，亦失传已久。综上所述，从东汉至隋朝这一时期，随着《史记》传播范围的逐渐扩大，为《史记》作注释者虽代有其人，但不少学术价值的注作今已失传，甚为可惜。这一时期，可视为为《史记》作注的开创时期。
    唐以前，《史记》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现在尚能见到的都是一些残卷，如日本高山寺藏有六朝抄本《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史记集解郦生陆贾列传》一卷，另有藏于国内和日本为数极少的敦煌唐钞卷子本《史记集解》部分残卷。
    到了唐代，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注释《史记》的工作受到学者的重视，注家增多，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贞观年间，谏议大夫崇贤馆学士刘伯庄撰《史记音义》二十卷（一作三十卷），此书虽已佚，但在《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中多引其文，吸收了它的研究成果。睿宗时，吏部侍郎许子儒撰《史记注义》，惜其未见流传。在众多的《史记》注释中，值得称道的是出现了两部卓有成就、且流传至今的代表作，一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三十卷，注音释义，阐发见解；二是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十卷，把对《史记》的训释又推进了一步。加上前面所提到的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合称《史记》“三家注”，被人们公认为古代最有权威的训释之作。此外，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尚有王元感、徐坚、李镇、陈伯宣等各有《史记注》一百三十卷。这些注本至今虽已亡佚，但可见注本之众多。且其中有卓有成就的代表作。可见，唐代是《史记》训释焕发异彩的时期。
    宋代学者对《史记》的研究已从唐人的偏重注释趋向于对《史记》的分析和评论。有宋人姚宽撰《史记注》一百三十卷，未见传本。金人萧贡撰《史记注》一百卷，已佚。由于印刷术进一步发展等原因，宋代以后，各种刻本的《史记》纷纷付梓，扩大了对《史记》的传布。
    明代以评论《史记》见长，注释《史记》的专著甚少。明，陶宗义撰《史记注语》，已佚。有关《史记》的注释，也只有在有关评论和考证的著作中的某些部分涉及到。如明柯维骐的《史记考要》中，对《史记》中某些字句词义有所考释。明陈子龙、徐孚远的《史记测议》，对史实及注解有所订正和发明。
    清人以考据见长，清代是整理古籍的辉煌时代。这一时期，有较多的《史记》注作问世。如有沈清瑞的《史记补注》（未刊）、杭世骏的《史记疏证》、徐鸿钧的《史记注引汉律考》（稿本）、牛运震的《史记评注》、吴国泰的《史记解诂》、瞿方梅的《史记三家注补正》等，这些训释之作，多有新的阐发。这一时期产生了两种重要的刊本：一是乾隆年间，武英殿刊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世称“殿本”。由尚书张照总其事，有杭世骏、齐召南等知名学者校勘，对《史记》原文、注文多所厘正。二是同治年间，金陵书局校刊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由唐仁寿、张文虎校勘。此本汇校了宋、元、明诸善本，并吸收了梁玉绳《史记志疑》、王念孙《读书杂志》、钱大昕《史记考异》等书的研究成果。此书失误较少，被视为善本。
    民国时期，《史记》的注释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主要有：1、李笠撰《史记订补》八卷。此书有1924年瑞安李氏横经室刻本，着力于《史记》文义注释，在阐释字义、铨释虚词、析前人疑难等方面，颇具参考价值。2、日本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一百三十卷，昭和九年（1934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印本。另有水泽利忠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十五册。二书汇集了旧注及前人考证成果。3、台湾学者王叔岷撰《史记斠证》，亦是注释《史记》的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