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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四十余年来，对《史记》的研究逐步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从而发生了质的飞跃。在《史记》的注释翻译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主要有：1、王伯祥撰《史记选》二十篇，1957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解放后第一部详细注释《史记》选文的新著述。它的注释详尽，综合性强。2、1959年9月，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点校本《史记》十册，由顾颉刚等分段标点。点校本《史记》采用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行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为底本。点校本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全书作了全新的断句、标点和分段，二是根据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对《史记》原文及“三家注”作了大量的校订工作，给读者提供了方便。3、韩兆琦撰《史记选注集说》二十八篇，1982年11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是解放后第一部较为集中刊用旧有研究成果，分段、标点和注释的选读本。本书注释虽简明，但所设条目数量很多，故此注释亦细，除一般注人名、地名、字义之外，援用旧说注词意、注典制，更有益于探索《史记》文字的奥秘。它别具特色、内容丰富、广有影响。4、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四册，1988年11月三秦出版社出版。本书正文以中华书局校点本为底本，个别段落略有调整，对底本排印上的差错及不准确的标点符号作了改正。有关正文中原有的错简错字，除校点本已改正外，其它不作更动，只在注中略加说明。本书注释广泛地参考了古今中外各家的注解，择善而从，定于一是，一般不作征引。注目选定以篇为单位，各篇之间不避重复。注文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译文基本直译，力求信、达、雅兼备，以信为主。5、杨钟贤、郝志达主编《文白对照全译〈史记〉》五卷。本书正文，每篇都依次包括：“说明”、“今译”、“原文”和“注释”四部分。原文据金陵局本、武英殿本和中华书局点校本，重新予以整理点校。凡当增补而予增补的字加方括号标示之，凡当删的字加圆括号标示之。本书不录三家注，凡遇到三家注认为“某字当作某字，或某字衍、或下脱某字”时，且本书编著者也予以认同的，就在注文中加以说明，而不径改底本或另加校勘符号标示。说明部分，重在说明篇旨，揭示该篇的成功点，不求面面俱到，但力求文字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今译部分基本上是直译，但有些地方不拘泥于原字原句的对译，而是在忠于原意和行文风貌的前提下予以意译，甚或加上一两句贯通上下文意的话。注释部分，除“表”是在表后统注，其他各体均采用分段注释的办法。6、刘起釪等三十五位学者编撰《全注全译〈史记〉》上、中、下三册，1995年3月天津古籍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本书在博采众家《史记》注释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全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注释和翻译，渗透了每位注译者心血，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所设注目详尽、细致。有些条目既有微观上的注释，又有宏观上的阐述。译文流畅、通达，显示了译者古文今译的语言表达功力。本书洋洋五百八十万言，到目前为止，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史记》注释、翻译之作的字数，为阅读和研究《史记》者，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范本。本书原文是利用金陵书局刻本，并参考了中华书局点校本。原文明显错误之处，注释者作了改正。7、龙字纯等台湾六十教授合译《白话史记》上、下两册，1979年初版于台湾，1987年岳麓书社据1986年11月台湾“修订再版本”，以简化汉字横排重印。本书仅排印译文，译文通畅，为求其文体活泼性，除错简衍文及歧义处加附小注外，其余问题不特别提出。本书正文大抵据新校本为准，标点、分段大体亦同。8、张光勤、张盛如主编《〈史记〉精华注译》四十七篇，1992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每篇除《史记》正文外，分注释、译文、评议三部分。本书既保持了《史记》体大思深的特点，又贯彻科学性和可读性的原则。选文精当，注释简洁准确，译文清新，评议亦较中肯。9、陈直著《史记新证》1979年4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对《史记》文句脱误以及“三家注”、《史记会注考证》等各家注释的正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在《史记会注考证》和《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之外，对《史记》加以诠释考订。本书是一部侧重利用考古材料尽可能全面证明《史记》的史料价值的著作。10、李国祥等译注《史记选译》（上、下册），精选《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凡二十篇，分别予以译注。译文比较准确、通畅。本书是《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之一，被列为国家教委古籍整理“七·五”规划重点项目。1990年由巴蜀书社出版社出版。另外，尚有众多的选注、选译本，如《史记选注》，张友鸾等选注，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史记选译》（上下）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史记选译小组选译，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史记纪传选译》（上）上海古籍出版社选译，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史记今注》，劳干等注，1963年中华丛书本。由上可见，新中国成立以后仅从《史记》注疏、翻译角度而言，从宏观研究到中、微观研究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